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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思潮的要害，同时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指出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路，一条充满荆棘又充满成功的路。
从中央领导层说，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有三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批评“左”
的文艺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对艺术的规律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没有形象，文艺本身不能存在”
“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
“所谓时代精神，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
“革命者是有人情的”
“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
“没有个性的艺术是要消亡的”
等。
这些似乎是常识，但周恩来引导大家不要过分热衷于“文艺从属于政治”
的观念，而要进入对文艺规律的探索，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左”
的东西进行清理大有益处。
应该说，1961—1962年，周恩来和巴人、邵荃麟等文艺理论家的努力是可贵的，然而也是悲壮的。
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是政治化的，或者说，是泛政治化的。
他们提出讨论的学术观点，在政治一体化的文学思想整合大潮中，在“文艺从属于政治”
的思潮和路线下，被视作“反动”
，被一次次地批判和攻击。
但整个“十七年”
仍然有学者重视艺术规律，一再发表意见，表现出政治上的清醒和学术上的勇气。
如黄药眠50年代初中期的“生活实践”
论、朱光潜的“美学实践”
论、以群、蔡仪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等，尽管不是主导的思想，但今天我们回顾这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的时候，仍具有意义。
总之，“十七年”
中那些合乎文艺规律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的播种，它迟早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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