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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牧誓》周官司徒、司马、司空下，即称“亚旅”
“师氏”
，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与诸大夫有别也。
当时周室之制必与殷制相近，故解《王制》者谓司徒、司马、司空为殷之三公，非附会也。
（三）殷之重刑。
商人先罚而后赏，故刑罚最严。
《书·多方》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
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
开释无辜，亦克用劝。”
以此言衡《王制》，则司寇之正罚明辟，似亦本于殷。
且《墨子》称“汤有官刑”
，《荀子》言“刑名从商”
。
刑名之严，殆自商始。
《王制》以“析言破律，乱名改作”
为大罪，其以此欤？
（四）关市田赋之制。
《孟子》：“殷人七十而助。”
助者，借也。
与“公田借而不税”
之说合。
又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
，亦殷末之事。
《逸周书·大匡篇》：“无粥熟，无室市。”
所谓粥熟，即饮食之成熟者，所谓室市，即室中各物皆取于市也。
此殷之市禁行之于周者，特不如《王制》之详耳。
大抵人类之思想不外吸集、蜕化两途。
列国交通，则吸集于外者富；一国独立，则蜕化于前者多。
三代制度虽有变迁，而后之承前大都出于蜕化。
即降至秦、汉学者，分别质文，要亦不过集合过去之思想为之整理而引申，必不能谓从前绝无此等影响。
而后之人突然建立一说，乃亦条理秩然，幻成一乌托邦之制度。
故谓《王制》完全系殷制未免为郑、孔所愚，而举其说一概抹杀，谓其绝无若干成分由殷之制度绎而生者，亦未免失之武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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