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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剔除。
《书》一类，胡渭的《洪范正论》亦因“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
而不录。
《诗》一类，朱鹤龄的《毛诗通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顾栋高的《毛诗类释》等，或以“好博而不纯”
，或以“怪诞不经”
，或以“多凿空之言”
，同样予以斥黜。
至于宋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则一概不予著录。
雍正、乾隆间，方苞以治《礼》学名世，江藩则以“更不足道”
四字为总评而不屑一顾。
上述二书蒇事，江藩复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宋学渊源记》2卷，于道光二年刊行。
《渊源记》编纂体例，与《师承记》相同，皆为人物传记汇编。
全书以地域为类，卷上著录孙奇逢、刁包以下诸北方宋学中人，卷下则专记刘汋、张履祥等。
卷末附以沈国模、史孝咸及著者早年业师薛起凤、汪缙等，意欲据以明儒释之分。
一如《汉学师承记》之扬汉抑宋，《宋学渊源记》虽本惠士奇“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
之教，但终难脱门户成见。
由于江藩门户之见甚深，所以《汉学师承记》初出，龚自珍即致书商榷，历数以“汉学”
题名的诸多不妥，主张改题《国朝经学师承记》。
而方东树则宗主程、朱，固守宋学，于江书并汉学痛加驳诘，以致酿成炽烈的汉宋学术之争。
[1]江藩卒年，自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以降，均作道光十一年。
据漆永祥教授《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考证，当为道光十年，可信可据。
[2]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余古农先生》。
[3]同上。
[4]汪喜孙：《汉学师承记跋》，见《汉学师承记》卷末。
[5]江茂钧：《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跋》，见《目录》卷末。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首《序》。
[7]江茂钧：《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跋》，见《目录》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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