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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礼器群上推，可知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即已存在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的陶质酒器，即鬶、爵、盉、觚，到晚期还出现了斝。
这些器物成组地出土于墓葬中，在若干规模较大的墓中还与青铜器共出，组成完整的组合。
它们一般制作精致，形制与青铜器中的同类器有密切的关联，应属早期礼器，有些可能就是青铜礼器的前身。
二里头文化早期所见陶鬶，往往以白陶制成，至晚期为同属温酒器的盉所取代，因此三代的青铜器中已不见其身影。
然而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以及新密新砦遗址的新砦期遗存中，分别发现有青铜（或红铜）容器的腹部和流部残片，发掘者推断其为鬶的残片。
联系到《西清古鉴》著录的与海岱龙山文化同类陶器酷似的传世铜鬶，有理由相信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是存在着铜质鬶或鬶类器的，“铜鬶无疑比陶鬶更重要，它不是日常用具，而应是一件礼器”
（邵望平1980）。
陶鬶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此后逐渐向海岱地区以外的各地散播，“最终被各地原始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了‘龙山期’诸文化的共同新因素。
……这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袋足器，在中华大地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现过。
从这一意义上讲，陶鬶也可以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器物”
（高广仁等1981）。
陶鬶制作精致，造型独特美观，在功能上又用来盛放当时用以献祭神祖的酒液，因而成为“前铜礼器”
（出现于青铜礼器之前的非铜礼器）（白云翔等1989）群中最重要的一分子。
龙山文化陶鬶、二里头文化陶盉、二里头文化陶鬶（从左至右）
陶鬶的存在意义还不仅限于该器种本身，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群中的其他几种三足酒器爵、盉、斝都应与其有渊源关系（唐兰1979，邹衡1980，杜金鹏1992，吕琪昌1999）。
另一种酒器觚也可溯源至大汶口文化中的同类器。
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的中原系统龙山文化则作为近源，是连接二者的纽带。
陶寺文化早期的大、中型墓，展现了晋南地区龙山时代“前铜礼器”
群的组合情况。
炊事用具有灶、鼎和大型陶斝、俎、刀，食器有大口罐、盆、盘、豆、勺等，酒器有小口折肩罐、高领壶、斝、斗、觚、杯，乐器有鼍鼓、特磬、土鼓（？），权杖或兵器有钺、殳、镞，工具有斧、锛、研磨器等。
其中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等重器仅见于数座大型墓。
一方面，“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公元前第3千纪中叶的陶寺早期已初具规模”
（高炜1993）；另一方面，从陶寺文化的总体状况看，其吸纳了广大地域的诸文化类型的文化因素，但分布地域却基本上局限于晋西南一隅，自身文化因素也未能像二里头文化那样作跨地域的播化。
随葬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礼器的主体是彩绘（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礼器组合的特点是种类齐全，数量众多，仍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皆成套出现，很难简单地指为‘重酒的组合’或‘重食的组合’”
（高炜1989）。
这与前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以酒器为主的礼器组合存在较大的差异。
作为二里头文化直接源头之一的王湾三期文化，以及其他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尚未发现类似的可资比较的考古学材料。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海岱龙山文化的高级贵族墓，采用棺椁并用的木椁葬具，以犬为牺牲；随葬以鬶和蛋壳黑陶高柄杯为代表的成组酒器、食器，以及鼍鼓、玉钺和鸟形玉饰等。
这构成大汶口文化晚期至海岱龙山文化葬制与礼器组合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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