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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福建北部的港口城市福州,而拥有约400人的“南支”
则选择了沿海更靠南的泉州,在那里,他们深入参与了香料贸易。
1200年左右,泉州已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
1080年,泉州人口为100万人;13世纪40年代,泉州人口达到了125万人,与巴格达人口数持平,略少于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杭州的人口数,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数都在150万人左右。
泉州与附近其他港口的繁荣蔓延到了整个福建省,使该省居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并能够为商业市场生产商品。
就像东南亚的居民为供应中国消费者而获取香料一样,福建人也适应了生活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挑战。
他们不再种植自己所需的食物,因为他们发现,改种荔枝、甘蔗和糯米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苎麻、大麻等当地纺织原料,就能赚取更多的钱;然后可以用挣来的钱,到当地市场上为家人购买食物。
于是,许多人完全放弃了农业。
有些人在银矿、铜矿、铁矿和铅矿工作;一些人选择捕鱼;还有一些人将海水引入池沼,蒸晒制盐。
陶瓷业吸收了最多的劳动力。
业主们在山坡上建造了绵延100米的龙窑。
这些窑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一次可烧制一万到三万件陶瓷。
它们拥有其他地区的窑无法达到的高温条件,可以烧制出闪闪发光、易于清洁的陶瓷,这些陶瓷在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南亚深受追捧。
这些窑不使用蒸汽或电力(而是燃烧木材或木炭),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工业化的,但它们和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工厂一样,都是庞大且复杂的。
在12世纪和13世纪,福建500万人口中有7.5%(37.5万人)的人从事陶瓷的出口生产。
宋朝货币政策的转变,对其国际贸易伙伴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宋朝官员于1024年首次发行纸币时,他们将纸币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四川;但到了1170年,宋朝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以白银为本位纸币体系。
一夜之间,笨重的铜币就不再使用了,商人们抓住机会,向日本大量出口铜钱。
日本人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则是木材、硫黄、水银和黄金,这些都是原材料。
起初,日本政府禁用中国铜钱,但在1226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这些铜钱的使用。
到了1270年,中国铜钱已成为整个日本列岛事实上的货币。
12世纪和13世纪,中国铜钱在爪哇广泛流通,爪哇人还对之进行了仿铸。
中国铜钱在日本和爪哇的使用表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
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人们受全球化影响最大,因为那里有很多重要港口,但全球化也影响了那些生活在内陆的人们。
绍兴的一个沿海市场提供“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
,在这个离今上海不远的海港,商贩提供的商品品种繁多,令人印象深刻。
在向西约1600公里,位于中国内陆深处的四川成都,消费者可以领略到“云乳色晶荧,沈檀气芬苾”
。
当时,进口商品的供应量并不能与今天的宜家(Ikea)相较,集市不是每天都有,且大多数进口商品的价格都很高,然而,当时商品的供应量还是会比你想象的更要接近宜家。
1225年,宋朝宗室成员、泉州市舶使赵汝适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书,名为《诸蕃志》。
书中既有他引用的历史资料,又有他与泉州人的谈话记录。
市舶使赵汝适对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如高丽、日本、越南,以及更遥远的地方,如西西里、索马里和坦桑尼亚,都有广泛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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