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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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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中,与哲学截然有别的经验主义的特定方法显然是方便合用的。
我也看不出任何人能够合乎情理地反对这样来使用这些方法。
当然,通过适当的抽象,我们能够精确地谈论任何事情。
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排斥测量的。
如果你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很适宜于统计程序,那就应当坚持尝试使用。
比如,要摸索一套有关精英的理论,我们需要知道一群将军的社会出身,自然会努力找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
如果我们需要了解白领人群的实际收入从1900年以来上涨或下降的程度,就会做个按行业区分的收入的时间序列,并以某种价格指数作为控制。
不过,一旦一般化,谁都不需要接受这样的程序作为唯一可用的程序。
当然,也没有人需要接受这个模式作为总体上的典范。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经验方式。
我们应当依照对于整体的不那么精确的看法,选择特定的、细碎的特性,进行深入而精确的研究,以便解决与结构性整体相关的问题。
这种选择的做出依据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要求,而不是遵照某种认识论教条得出的“必要性”
。
我并不假定什么人有权利反对就微小问题进行细节性研究。
这类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或许属于可敬的对于精确与确定的追求,可能也算学术分工的一部分,同样属于任何人都不该反对的专业化的一部分。
但我们当然也有权问一句:如果这些研究属于某种分工,而作为整体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科学事业,那么这些研究所属的整体中其他分工在哪里?将诸如此类的研究纳入某个更大图景的那个“分工”
又在哪里?
应当指出,几乎所有研究风格的践行者都往往使用类似的口号。
今天每个点算屋外附属设施的人(这个老梗绝不仅仅是个笑话)都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在概念上的含义;而每个详尽阐发区分特性的人(许多人还只干这档子事儿)也都对“经验验证范式”
一清二楚。
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系统性的理解尝试,都涉及(经验)吸收(intake)与(理论)吸收(assimilation)之间的某种相互轮替,也就是说,应当用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而细节性调查又应当被用来核查及重塑观念。
在方法论的约束之下,人们束手束脚,与其说被困于经验吸收,不如说囿于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
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对支配他们的那套典范抱持相当教条的态度。
而在对“概念”
的盲目崇拜之下,人们则被困于相当高的概括层次上,后者通常具有句法性质,人们因此无法触及事实。
在社会科学的操作过程中,这两种趋向或学派在本该消停的地方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兴盛。
但我不妨直言,本该消停不做讨论的地方,却被这两方搞成了通向徒劳无获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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