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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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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自己面临种种问题的次序安排，即他怎么陈述这些问题，赋予每个问题的轻重缓急，都取决于他运用什么方法、理论和价值，无论他自己是否清楚，都是这样。
但必须承认，对于如何排列他们的问题这一有标志意义的提问，有些从事社会科学实际研究的人并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
他们觉得不需要确定自己都在研究哪些问题。
事实上，他们也搞不清楚。
有些人以普通人在其日常情境中遭遇的切身困扰来设定自己研究的问题；另一些人则接受权威机构和利益集团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界定的议题，将之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同行们会比我们明白得多，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生活在那样一种政治组织体制下，能够以官方的方式控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但这绝不是说在西方世界就不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就肯定不是这样。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问题的政治取向，不过尤其是商业取向，可能是出于他们自愿的甚至是急切的自我协调。
在老式的自由主义实践取向的社会学家那里，困扰主要是出于自身立场来考虑的。
至于他们的问题是基于哪些价值考虑而发现的，他们从未澄清过。
在什么样的结构性条件下有可能认识到这些问题，既没有得到探究，也没有得到直接面对。
未经消化的事实阻碍了研究工作，学人们并不具备相应的学术技巧来吸收和理顺这些事实。
这就导致了不切实际的所谓多因并存的多元论观念。
不管怎么说，持有自由主义实践取向的社会科学家曾经秉持的那些价值，无论是否受人拥戴，现在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福利国家在行政管理上的自由主义。
在科层式的社会科学中，抽象经验主义是最合用的工具，而宏大理论则弥补了其理论的欠缺。
在这种社会科学里，整个社会科学事业都缩减成向正当其时的权威机构提供服务。
无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还是科层式的社会科学，都不能很好地处置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以使这两者融入社会科学探讨的那些问题。
这些学派的学术品格和政治用途并不容易被切割开来（就此而言，不管是社会科学的什么学派都是这样）：它们的学术品格（及其学院组织），以及它们的政治用途，共同导致它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这等位置。
社会科学的经典传统会以适宜的方式梳理问题，使其陈述融合形形色色的人所遭遇的大量具体情境和私人困扰。
而这些情境又会从更大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被定位。
要充分地梳理任何问题，就必须先说清楚它们蕴含的价值和面临的明显威胁。
这些价值及危险就构成了问题本身的切入角度。
我认为，自由和理性就是曾经统贯经典社会分析的价值；至于威胁它们的那些力量，今日看来，就算还没有构成当代的标志性特征，有时也像是与当代社会的主导潮流相吻合的。
今日社会研究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它们都关注似乎正威胁着这两种价值的那些状况与趋势，都关注这样的危险对于人的本性，对于历史的塑造会产生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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