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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普及也可能会导致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偏狭，而不是开明独立的头脑。
向大众广泛传播历史文化，或许也并不能提升文化感受力的档次，而只会走向庸俗化，与创新机遇形成强有力的竞争。
高度的科层合理性和发达的技术既不意味着高度的个体智慧，也不等于高度的社会智慧。
你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
原因就在于，社会、技术或科层等方面的合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意志和理性能力的宏大汇总。
事实上，获取那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本身倒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阻碍了。
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
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在合理化的结构里，只有从少数几个领导位置上——有时也可能只是从有利的位置上——才比较有可能理解某些结构性的力量，它们在整体中起作用，也因此影响着普通人能意识到的各个有限部分。
形塑这些情境的力量并非源自内部，也不是那些深陷其中的人所能控制的。
不仅如此，这些情境本身也越来越合理化。
无论工厂还是家庭，工作还是休闲，国家还是邻里，也都倾向于成为一个功能合理化的总体的组成部分，或者受制于不可控制的非理性力量。
社会合理化程度的加剧，这种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原本据称的和谐一致的崩溃——透过这些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
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
正是从这类人的角度，可以对自由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做出最佳陈述。
但诸如此类的趋势和怀疑往往不被梳理成问题，当然也没有被广泛认识到属于重要议题，或者被认为是一系列的困扰。
其实，正是它这种未被认识的特点、它的缺乏梳理，才是自由和理性在当代面临的问题的最重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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