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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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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机会有多少？考虑到我们目前行事必然所处的政治结构，我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太可能成为卓有成效的理性承载者。
要让占有知识的人履行这种关键角色，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
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
如果是这样，要卓有成效地扮演这一角色，我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需要的是各政党、思潮和公众群体具备以下两点特征：（1）在它们内部，有关社会生活的各种观念和替代选择得到真正的辩论；（2）有机会真正影响具有结构性后果的决策。
只有存在这样的组织，对于我一直试图勾勒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表示切实可行、乐观其成。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种情况该是任何充分民主的社会的一大前提要求。
在这种政体里，履行其政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会“支持”
或“反对”
各式各样的运动、阶层和利益，而不是满足于向一群往往面目模糊甚或日趋衰微的公众发言。
简言之，他们的观念将投入交锋，而这场交锋（既作为一个过程，也作为任一给定时刻的结果）将具有政治上的相关性。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民主的观念，认真对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民主角色，参与这场交锋就绝不会让我们苦恼。
当然，我们不能假定说，有关社会现实的所有界定，都能导向某种无法辩驳、统合一体的学说。
至于有关政治做派和手段的所有陈述、关于目标的所有建议，就更不能这么假定了。
[2]
如果缺乏这类政党、运动和公众群体，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特别的社会里，它确实是民主的，但主要体现在其法律形式和徒具其表的期待中。
这些环境其实能提供巨大的价值和可观的机会，我们不应如此轻视。
事实上，它们在苏维埃世界里付之阙如，那里的知识分子起而抗争，我们应当从中学到它们的价值。
我们还应当学到，那里是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到了肉身的毁灭，而在这里，却有许多人从道德上毁灭了自身。
美国的民主体制固然在相当程度上徒具其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回避以下结论：如果理性要在民主的历史塑造过程中扮演任何自由的角色，那么它主要的承载者之一肯定就是社会科学。
就算民主的政党、运动和公众群体付之阙如，也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作为教育者，就不该努力把他们的教育制度铸造成一个特别的框架，让由个体组成的这类解放性公众群体可以存在，至少在其形成伊始可以容身，可以鼓励并维持他们的讨论。
这不等于说，他们在其不那么具有学院色彩的角色中，就不应当教化这类公众群体。
当然，这么做可能会有摊上“困扰”
的风险；或者更严重的是，会面对相当要命的漠然。
这就要求我们深思熟虑，提出富有争议的学说和事实，并积极推动争论。
如果缺乏广泛、公开、有见地的政治辩论，人们就既不能接触到自己所处世界的有效实情，也无法了解关乎自身的现实。
在我看来，尤其是目前，上文描述的角色所要求的至少是呈现出有关现实本身的彼此冲突的多种界定。
通常被称为“宣传”
的做法，尤其是国族主义的那种做法，并不只是有关各式各样话题和议题的意见，而是像保罗·凯奇凯梅蒂（PaulKecskemeti）曾经指出的那样，是在传播官方对于现实的界定。
我们的公共生活现在往往依赖于这类官方界定，也依赖于迷思（myths）、谎言和脑残的（ed）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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