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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协议很快又被撕毁了。
原先大胆地要求全额清偿的银行只得接受比原贷款越来越小的数额。
在20年代末最后处理这笔墨西哥贷款时，拉蒙特发现他的谈判对手居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意想不到的足智多谋的德怀特·莫罗——他从前的合伙人、新近任命的驻墨西哥大使。
共和党逃避承担全世界的责任的态度，为摩根财团提供了新的机会。
哈丁、库利奇和胡佛政府颂扬企业家，蔑视政客，拉了一批金融家在经济会议上当他们的代表。
这一举动反映了20年代对企业界人士的崇拜，他们被称为具有远见的能解决问题的人，政客办不到的事他们就能做到。
这种新的状况很适合摩根的合伙人汤姆·拉蒙特、德怀特·莫罗和拉塞尔·莱芬韦尔，他们把自己想象为金融外交家，有时候自嘲自己技术上干不了银行业中那些较为平淡无奇的业务。
在20年代，摩根合伙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参加海外的会议，作为共和党政府的合法掩护人，他们的全球意识之强，连他们自己都不想承认。
因此，摩根银行从为它所悲叹的孤立主义中获益。
华盛顿使用了与第一个中国银团相同的私人代理人。
如果说私人银行家新居尊位，那么他们就和掌握了新的权力和自主权的中央银行家们共同分享此种殊荣。
在盲目乐观的背后，爵士乐时代是一个绝望的时期。
民众已经把政客们看透了，这批人把他们卷入战争，然后又争夺赔款和为战后的安全大吵大闹。
一批西方中央银行家希望超脱于这种政治机会主义，组成一批银行业的精英，专心致志地执行健全的经济政策。
他们推崇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不受限制、平衡预算和强化币值。
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是维持金融准则，推动政客们去实施痛苦而又必要的改革。
这一潮流的美国代表人物是纽约联储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
当哈丁和库利奇政府不愿承担战后欧洲重建的领导责任时，这个责任就落到了斯特朗身上，他是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的搭桥人。
斯特朗和摩根如出一辙，他是17世纪清教徒的后裔，神学家和银行家都被视为他的先辈，而且他本人还是纽约中央铁路监管的儿子。
斯特朗和他的摩根朋友们一样，既站在国内的立场上持有保守的观点，又能放眼世界接受欧洲的思想。
后来胡佛批评他是“欧洲的思想附庸”
。
他受制于不能对外国政府直接贷款的规定，故而需要一家私人银行来作为他的融资工具。
他就去找摩根财团，因为摩根财团曾经得到过他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摩根和斯特朗的友谊极大地嘲弄了这种想法，即认为新的联储体系会抑制私人银行的权力。
在20年代，该体系的新权力掌握在自由街纽约联储的新的佛罗伦萨式宫殿之中。
斯特朗常常热情非凡而转瞬间又会勃然大怒。
他和圆滑的摩根合伙人不一样，他情绪变幻莫测，心境不宁。
他的第二任夫人和他离异，他在1916年又患上了结核病，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不能到银行上班。
也许由于个人的失意所致，他狂热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联储。
他试图赋予联储以英格兰银行式的严峻而无懈可击的尊严。
斯特朗是美国银行业的巨子，他用中央银行业务的艺术来教育尚无经验的联储理事。
蒙塔古·诺曼在英格兰银行摆设着红木家具的办公室里神秘地统治天下长达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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