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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自觉：战后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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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梁启超逝世后曾这样评价说：“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
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
[1]这是十分传神的概括。
梁启超不仅于欧战前就预见到了此次战争将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对世界与中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于大战甫告结束，即毅然赴欧考察，并发表《欧游心影录》，揭出“中国人之自觉”
这一时代的大课题，将自己的感想“发皇于外”
，于晚年再次显示了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
的独特魅力。
20世纪初的中西方都面临着一个反省的时代。
正当国人热衷于“以西学反对中学”
的时候，却发见西方文化也正面临着自己的危机。
“欧洲文化既然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论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
[2]从总体上看，时人的回应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李大钊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
如毛泽东所说：近人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效，且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时间长了，怀疑便产生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是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
，思想上也由“被动”
转为“主动”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
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新文化的发展“当由我自决”
。
他刚归国便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所以“不能成功”
，是因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便是处在一种“病的状态中”
。
自谓游欧最大收获“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
，思想上也由“消极变为积极”
。
[3]二者有着重要的共同点：都表现为对西方求解放的一种自觉，都表现了一种豁然开朗、积极、乐观、自信的心境与愉悦。
同时，又都将近代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
的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们显然分别师承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性批判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反省。
这是耐人寻味的。
它说明，“五四”
前后国人的思想解放与民族自觉，其内涵实较传统的认识要远为宏富。
尽管二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等量齐观，但是梁启超强调思想解放必须求“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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