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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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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
“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
[1]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可不置论，但他强调其时欧洲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却是正确的。
20世纪初，国人对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这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渐，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却付之阙如。
事实上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所以能在中国产生相当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应乎国人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社会心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尽管存在着时代的落差，但彼此都面临着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大变革的时代。
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反省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趋之若鹜。
“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
。
“柏格森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
。
[2]此一学说批判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应乎当时中国社会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普遍社会心理。
故章士钊说，达尔文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所谓“择”
与“适”
，“全为四围境遇所束缚，不能自主”
；柏格森则不然，强调吾人自有活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使人相信“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
。
这显然有助于打破国人的“惰性力”
，催其奋起。
[3]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所以欣然接受柏氏哲学，不是为了步其后尘，去批判黑格尔哲学，而是因为柏氏主张自由、行动、变化，“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
，“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
。
“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
[4]如果我们注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期都借用了柏格森的理论，以激励青年自主进取、自觉奋斗；那么，我们便不应怀疑其言之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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