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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哲讲学与“东方文化派”
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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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前后名哲来华讲学，不啻在战后特定的时空下，为中西文化交通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
欧战前后的东西方社会，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时代。
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奉西方近代文明为圭臬，猛烈批判固有文化之时，缘欧战创深痛巨的欧洲，正陷入了自己深刻的社会文化危机。
人们对此的反省，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外，其另一重要取向，便是反省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
因之，许多人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以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风行，造成了“机械的人生观”
，迷信科学万能，物质至上。
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终至酿成了大战巨祸。
他们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
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肇端于尼采；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
与“精神生活”
，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
[1]欧洲现代思潮的上述变动，反映人们了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也影响到了东方。
惟其如此，杜威一行的讲学，也就不可能不将各自对现代思潮变动两大取向的解读带到中国，从而为后者思想界的变动注入了新的元素。
[2]
毫无疑问，名哲作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嘉宾，其根本取向与主张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完全一致的。
杜威讲学的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宪政与科学。
他肯定，“正是这场这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
。
[3]罗素则强调，在当今的世界，“理性和科学的态度”
，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这是一种“怀疑的态度”
，“人们对于什么事体都要问有什么理由”
。
[4]这与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的旨趣，岂非如出一辙？倭铿当年所以向蔡元培等人举杜里舒自代，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杜里舒是著名生物学家，“故其哲学上有科学上之根据，或者于中国今日好求证于科学之趋向相合”
。
而后者也以为然。
足见，杜里舒是被认定合乎新文化运动的需要，才入选的。
孟禄说，“科学在中国确有重要的价值，打算救中国不在科学上注意，是无效的”
，[5]固不必论；就是引起争论的泰戈尔，何尝不是如此主张？（这在后文将进一步谈到）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将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引到了中国。
名哲讲学以杜威与罗素的影响最大，因而他们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引介也更易于传播。
杜威在讲演中说，欧战的发生和“现在世界的变迁以及发生的种种危险，都是这实业大革命的结果，所以我们应从这一点上去研究，去救文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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