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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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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现代性的思潮既是现代社会的现象，便决定了它必然认同现代社会基本的原则；同时，它既反对现代性的普遍法则，推崇自由意志，同样也决定了它与传统及认同文化个性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统一性。
所以艾恺在谈到“反现代化”
思潮的缘起时指出，“不管这类作家的思想中相对性的观念有多深，就他们关于人类价值或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而言，他们和启蒙思潮始终维持着一个共同的基底，认为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其终极目标——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同时，“从这个倾向出发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性且独特的这个看法”
。
[1]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从总体上看，梁启超，这位“本身也是非常‘现代’的人物”
，[2]欧游归国后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其与原有新文化运动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
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以下几大原则：
其一，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
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究其起点，就在寄希望于新青年。
故其刊物取名《青年杂志》（后更改名《新青年》），发刊辞则为《敬告青年》。
李大钊的名文《青春》更是热情洋溢地歌颂青年与青春，期望青年人能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新青年》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人。
五四运动是青年运动，正是经此之后，“新文化运动”
一词才风行海内，[3]掀起了爱国反帝的洪波巨浪。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态度，实成为了判分新旧的分水岭。
当时正苦苦探索革命前途的孙中山很快即指出：这既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它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
[4]现在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这样的事实：是梁启超最早将巴黎和会拟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的消息传回国内，并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为抵制。
林长民接电报后，急成《山东亡矣》的新闻稿，于5月2日在《晨报》发表。
是文立即激起了北京各大学学生的示威活动，五四运动缘是爆发。
应当说，肯定梁启超参与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此一判断是合乎实际的。
梁对五四青年运动深为感动，归国后撰文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思想界呈活气。”
“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
……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
[5]共赴国难的特殊经历，使得梁启超在情感上与青年进一步贴近，同时也就是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贴近了。
其二，民主与科学。
这是新文化运动公认的两大旗帜。
游欧前，梁启超就是倡言民主的，归国之后，其说愈鲜明。
他指出：法国的“人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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