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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开创并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变革传统。
通过制度文化的建立和巩固，规范人们的行为，影响人们的心理，也是思想家铸造传统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孔、孟、荀对仁礼义之类的人伦规范的提倡和实践，还停留于思想文化的无形层面上的话，那么，董仲舒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和文化实践，则是把它提到了制度文化建设的可操作的现实状态。
董仲舒系统论证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论，实际上是从家庭制度、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的建设高度，把社会的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结合起来。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者指涉的对象不同，调控的目的不一，但终极目标是政治秩序、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其间君主至上的权威意识贯穿始终。
而且，由这三纲所导引，层层隶属，最后都自觉认同于封建专制制度。
有君为臣纲的理念便有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有父为子纲的规定，便有父家长制的“天理”
存在；有夫为妻纲的训导，便有男尊女卑的封建“神圣”
观念。
这三者之间，前者本来属于政治的范畴，后两者本来属于家庭的范畴，但经过董仲舒这么一整合，便使三者交相渗透，政治制度和家庭制度融贯为一，政治家族化，家族政治化，从而使先秦儒家政教合一的所谓王道政治由空想变成了现实。
此外，董仲舒提出的官吏考选制度，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更是从制度上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
的理想，在制度上开通了文人治国的道路。
由此，政治上对当代君主和现实政治绝对服从，家庭中父家长一人当道而显示出的服从权威、服从权力的传统，以及读书做官以施展抱负的传统，便逐渐由隐转显，充塞人心。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传统的确立和日渐强化，在更深的文化心理的层面上，表现出并完善了为政治服务的传统。
参与政治活动，借政治的力量扩大自己观点的影响，以形成普遍、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是思想家铸造传统的重要途径。
孔孟游说诸侯，希望儒家学说见用于世；韩非为帝王设计，要通过政治实践使法家思想一统天下；董仲舒对策朝廷，借助武帝的政治力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韩愈鼓吹道统，上书宪宗，谏迎佛骨，实际上是想借助政治的力量扩展儒学的地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封建士大夫们标榜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究其实质，“达”
是仕途通达，居庙堂之上，即政治上得势；“穷”
是失意落魄，处江湖之远，即政治上失意。
这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结局和旨趣，实质上不过是依附政治、利用政治、服务政治心态的一体两面而已。
无可否认，思想家们对政治的热衷，在客观上有着宣传自己学说、影响社会的重大作用。
而相同思维路向和价值取向的思想家的世代接力，最终必然有助于特定文化传统的构建。
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也充分反映出服务政治的传统是何等普遍，何等丰厚！
毫无疑问，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绝非人们主观意向所随意决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思想家在文化传统的铸造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的实现，往往是通过对属于深层结构的传统思想文化的诠释和新的思想体系的创建而实现的；同时，它也往往是通过对现实的制度文化的阐扬和新型文化制度的创建而实现的。
否认特定时代条件的制约，是非历史主义、违背历史决定论；而否认思想家精神活动的重要作用，则是机械决定论，而非辩证的、非能动的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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