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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进行论证的。
根据以上思路，我认为，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中层结构，它既制约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的发展，又反映并影响着深层文化的发展。
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社会制度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谓文化整合，指把某种文化的要素综合得相互适应、和谐一致，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指出文化整合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主题整合。
她指出，每种文化都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一个主题。
该文化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这一主题，对不同的文化要素进行熔铸，加以组合，从而形成某种社会模式。
文化学家一般认为，文化整合的过程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在各种文化意义中的一种逻辑的、情绪的或美感的协调；（2）文化规范与行为的适合；（3）不同成分的风俗制度彼此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及其加强。
根据以上认识，考诸中国古代文化实际，我认为，社会制度的创建，是一种文化成熟的内在要求和具体标志之一。
首先，社会制度的创建，标志着政治统一的完成和思想统一的进行，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统治者自觉进行文化建设的反映。
其次，社会制度的创建，确立了该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导向的作用。
它对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起着规范作用，对处于文化深层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也起着引领方向的重大作用。
最后，社会制度的创建，使该国属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类别的文化要素（子系统），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制度之内，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类型的文化。
同时，原来的不同文化要素（子系统），又可以在整合后发挥更大的功能。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制度显然是混合着多种的功能的。”
[282]这种见解，如果从社会制度的文化整合功能方面去考察，就更容易加以科学的说明。
事实上，汉代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
没有汉代各项社会制度的建立（及其健全），就没有后世所谓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
正因为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各项社会制度的建立，才使中原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如巴蜀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等，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从而它们也分别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功能。
同样，先秦以来的诸家思想，如儒、道、法、墨、名、阴阳、农等，是在汉代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要求下，在各项社会制度的规范下，经过董仲舒等大儒的制作，而统合为一的。
不少论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或同化力，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多数论者将中国文化这种开放性和兼容功能，归之于儒家的宽容精神，我觉得失之偏颇。
就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我认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汉代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间在功能上的整合。
汉代创建的各项社会制度，其文化整合功能极其强大。
这种强大的功能，整合了不同文化的特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因此，虽历经两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中国文化仍挺立于世，而不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朝消退。
这些有力地证明，社会制度的创建，是文化成熟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之一；汉代各项社会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古代成熟的内在要求和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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