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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二元”
，“二元”
是从属于“一元”
的不定的质料，“一元”
则是原因。
从完满的“一元”
与不定的“二元”
中产生出各种数目。
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中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中产生出感觉所得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
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以地为中心，地也是球形的，在地面上都住着人。
这就是他对世界的形成以及人与外界关系的看法。
泰勒斯把水看做万物的本原，据亚里士多德解释，也许是因为他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滋养原料，或者是因为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来说都是潮湿的，而水是潮湿的东西的本性的来源。
阿那克西曼德亲自装置过一个日冕，制造过天体仪，并测绘了一张地中海一带、包括东方国家如埃及和巴比伦在内的地图。
这些说明西方哲学家以观察、实证为手段，倾心于对自然界的确认，以及对主客体关系的探讨。
综上可见，中西哲学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表明：中国哲学往往以道德的自我完满、人格的自我完善为旨趣，以道德的优劣为评判事物价值的标准，对善的追求特别执著，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西方哲学大都以对客观外界的研求为主要内容，沉醉于对知识的掌握，以对世界因果关系和本质的了解为乐事，构成了以求真为特色的思想风貌。
求善与求真，反映了中西哲学不同的思维中心和趋向，构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质。
这种差异和特质的形成，固然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社会心理等客观条件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哲学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主观因素不可分离。
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中西哲学的特质，并进而准确揭示其内在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或求善或求真的中西哲学，各有其存在价值和作用，很难简单地评判孰优孰劣。
倾心求善的中国哲学，在伦常感情的培养、道德情操的陶冶方面，发展得十分丰满。
它使中国人比较注重气节，讲求道义，注意协调人际关系，对于维护整体利益，发展民族精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继承的合理成分。
当然，中国哲学以追求善、“止于至善”
为满足的伦理情趣，阻碍了中国人向自然的探求，消解了人们认识自然、发展科技的热情。
这在古代，是一大缺陷；在当今，则是必须要克服的一大弊端。
刻意求真的西方哲学，培养了人们一丝不苟地研究外界、探讨物理的科学精神，它使西方人把精力主要用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物理，发展科技而献身，而不是把精力消耗在一些无谓的道德说教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方面。
不过，从异质文化可以互补的角度看，中国哲学重人伦，重整体，讲修养的一面，也可以作为西方哲学的借鉴。
尤其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虽然越来越小，但人们的心理距离却越来越大，如能借鉴中国哲学中的积极因素，用以调整人际关系，又何尝不是好事！
——尽管西方“病”
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中国哲学这剂“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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