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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改革如同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开窗户。
由于中国人喜欢调和折中，“大家一定不允许”
。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出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因此，“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个近现代时期，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显著的以反求正的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的特征，但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毕竟不同。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变迁，在近代走的是由器而道的渐进变革路径，在现代则是走的道器并举，甚至重道轻器的激进的革命道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也越来越激进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坎坷发展的途程中，由于国难深重，人们的忧患意识急剧高涨，对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破之唯恐不速；对新型文化和民主制度，立之唯恐不坚。
因此，总是采用十分激进的态度和方式，进行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工作，从否定中求肯定，从激进里求持中。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上述种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和人物，并不都是自觉地意识到“取法乎上得其中”
的道理，意识到只有用彻底的激烈的方式，才能取得相对的进步（渐进的改良）。
我这里的意思是说，从近代特别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果来看，以反求正的激进的变革方式，结果仍然只能（或者说“至多”
）得到渐进的改良的效果。
这也刚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近现代中国，要求得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是多么的艰难！
要指出的是，海内外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学者中，都有人认为，现代中国主要存在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流派和思潮。
我认为，这种思潮和派别的划分，有一定的道理。
根据上述现代中国存在着西化、马列、新儒学三种主要思潮的理解，如果要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三分法”
来加以规范的话，那么，新儒学显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西化派既可以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也可以划入激进主义的范畴；马列派在某种（仅仅限于“某种”
）意义上讲，从其主张激烈的、彻底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的方式上讲，可以归于激进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根据这种“三分法”
，作为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的现代新儒学，遭到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两面夹击。
在这个意义上讲，也遭到马列派和西化派的激烈抨击。
儒学在现代中国确实备受磨难，在八面来风中挣扎，在夹缝中生长。
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潮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只是少数儒家学者和儒学信奉者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归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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