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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把从道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09]的著名论断，阐发了唯道是从的观念。
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
[110]；“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111]。
他极力论证的天人感应思想、三纲五常的道德论等，都是其从道思想的体现。
明清之际，顾炎武大胆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
[112]的论断，反对君主独裁，要求分权而治。
王夫之宣称“天下非一家之私”
[113]，极力提倡“不以天下私一人”
[114]。
李贽针对当时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现状，主张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如果“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115]。
黄宗羲直截了当地说君主是“天下之大害”
[116]。
戴震批判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辩是“忍而残杀之具”
[117]，揭露理学家是“以理杀人”
[118]。
唐甄更为深刻地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119]这些，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中从道思想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断革故鼎新，学习西方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以增强自身力量，其内在动因，是从道精神的鞭策。
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能够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走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轨道，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从道精神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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