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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凡是违背“道”
的政治，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应当批判的。
他对于违背礼、仁的政治行为，不仅不予合作，而且一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季氏“八佾舞于庭”
，这类违背礼的、政治上的僭越现象，孔子就曾痛心疾首，指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73]对于违背仁的现象和行为，孔子照样给予严厉批判：“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74]违背仁的准则，便是人心已亡，便是失掉天下之正理，即使有礼乐，也不能收到礼乐本身应有的效果，社会人生皆无序而不和。
对于无道之君，悖道之政，孔子无情鞭笞，不惜隐遁。
孔子这种政治批判精神，给予后来的思想家以积极的思想引导和激励，成为传统政治批判精神的直接源泉之一。
孟子倡仁政批暴政、反对以力服人而主以德服人；荀子力主法后王而反对法先王的保守传统、明辨天人相分而批判天人合一、重视后天实践对人的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反对先天决定论；董仲舒以仁德匡正骄王，用王道政治理论劝导汉武帝实行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统治方略，看重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而反对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戴震直指宋明理学家“以理杀人”
，黄宗羲揭露帝王是独夫民贼，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现实政治导致全社会“万马齐喑”
的可悲局面。
这些鞭辟入里的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判，就其思想渊源而言，都与孔子的政治批判精神有关。
换言之，这些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是对孔子政治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政治批判精神，与上述政治合作精神并行不悖，对于推动传统社会的进步来说，可谓一体两面。
正是政治批判精神与政治合作精神之间的适度张力，形成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既适当合作又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特风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士大夫精神，从而也造就了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颇为不同的传统人文精神。
孔子以克己复礼、弘扬仁学精神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
所谓历史担当精神，简洁地说，就是历史责任感，就是敢于承担历史使命的勇气和毅力。
这种历史担当精神，绝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恰恰相反，它是立足传统，面向未来，既有深厚的历史感情，更有鲜明的时代意识。
孔子一生的立身行事，无不集中于对仁学精神的践履和对礼治社会的重建，充分反映出他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深厚坚韧的历史担当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引领思想方向的楷模作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75]，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担当精神的凝练概括，被知识分子传颂不绝，奉为人生终极价值目标。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些令人**气回肠、热血喷涌的话语，便是传统人文精神中历史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
正是历史担当精神的感召，鞭策着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甘洒热血写春秋！
与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相辉映，孔子还具有鲜明而清醒的立足现实的精神。
改造人性，改造社会，是孔子社会政治思想的主题之一。
仁学精神的阐扬，礼乐情怀的熏陶，仁智勇合一的人格培养，不外是要提升人性的层次，进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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