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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继昭帝而出的宣帝。
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霍光在奏议中指出，刘询“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
[156]。
这个奏议被认可。
不久，刘询便即皇帝位，这就是汉宣帝。
从霍光的奏议可以看出，刘询能够被推举继承皇位，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具有儒家所希望的“慈仁爱人”
的帝王风范。
正是由于宣帝浸**于儒学礼治的氛围之中，深切认识到儒学的守成作用，所以，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礼治，甚至以九五之尊参与学术讨论，并亲自裁决学术争论。
从《汉书·宣帝纪》的记载来看，宣帝在诏书中关于儒学、礼治的议论甚多。
在其即位的第二年即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他在诏书中盛赞武帝的武功的同时，充分表达了对武帝的文治之功的仰慕：“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
功德茂盛，不能尽宣……”
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在关于地震的诏书中，要求“博问经学之士”
出来辅助政治，并“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157]。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在关于地震的诏书中要求：“有能箴朕过失。
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宣帝还表示，自己“不能附远”
，是因为自己“不德”
。
同年，还曾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以亲百姓”
，并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唯恐“羞先帝圣德”
[158]。
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在诏书中说：“导民以孝，则天下顺。”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在诏书中说：“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
这当然可能是矫饰，但六艺、大道成了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动因，毕竟说明儒家礼治成了宣帝治国的重心。
而况，武帝要“导民以礼”
，宣帝则要“导民以孝”
。
礼，当然包括孝；孝，自然是礼的表现。
可见武帝、宣帝之间，其思想真正是一脉相承！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宣帝在诏书中说自己早年曾在张贺的辅导下“修文学经术”
。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宣帝召集臣下讨论匈奴朝贺的事宜。
臣下对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
，宣帝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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