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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要人们服从“三纲五常”
这一“极好至善的道理”
，恭天孝亲顺命，并且不要认为这是外力强加于己的，而是“理必当如此”
[351]。
这样，朱熹就用“理当如此”
说改造了张载以分当如此为立论依据的乐天安命思想，从而增强了其哲理性。
综上可知，与《西铭》中的三层意思及其关系相对应，朱熹是以理一分殊说为其理论的张本，以宗法等级制为论述的核心，以理当如此说为其归属的。
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对《西铭》的民胞物与思想的利用和改造是巧妙而周密的。
从形式来看，他未超出前代思想家的范围，是通过注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寓创造于注疏之中，从思想脉络来看，他是用“理一分殊”
说统贯全文，自始至终，不离封建伦理纲常，同时又将其分析系于理一分殊的网结之上。
从手法来看，他是通过利用、比附、发挥和歪曲，用正统理学家的思想来规范“民胞物与”
说。
朱熹对张载的“民胞物与”
思想的利用和改造，有着政治和理论上的需要。
张载提出“民胞物与”
的思想，时当北宋中期，其时文化经济繁荣，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民胞物与”
思想虽然有着忽视甚至掩盖社会矛盾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视君如兄长和要求君主待民如兄弟的民本因素。
而朱熹生当南宋，其时赵宋王朝已经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起义农民对“等贵贱，均贫富”
的号召，不仅“人皆乐附而从之”
，而且“以为天理当然”
[352]，这说明农民们已不甘心处于逆来顺受、安贫乐道的境况之中。
朱熹有见于此，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赵宋王朝，便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用“理一分殊”
的“等级差别”
观反对农民的均平思想，鼓吹“三纲之要，五常之本”
是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353]，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根据。
因此，对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利用和改造，就成了势所必然。
他利用了张载的“气质之性的命题”
，为封建统治阶级“存天理，灭人欲”
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而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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