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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泛化”
。
伴随中国哲学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探讨，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的辨析，具体而言，哲学史研究的“纯化”
和“泛化”
的讨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配合这次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发表了一组文章。
汤一介、张岂之、周继旨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会议闭幕式上，李锦全作了《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的专题报告，《哲学研究》（北京）1984年第4期全文发表。
文章的要点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则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
会议大致形成了一个认识：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
这次会议的讨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纯化”
，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后，涌现了一批关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特点、中国哲学发展路径、中国哲学的哲理化进程、中国哲学的体系等内容的论著，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百花园，进一步突破了哲学史研究的“苏联模式”
，进一步在学理上清理了极“左”
思潮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危害。
其中，任继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和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进程》，便是哲学史研究“纯化”
的表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哲学史研究“泛化”
的例子。
[443]
继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之后，“思潮研究”
成为新的路子。
这个研究路子的领头人和率先实践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其代表作是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444]。
这本著作，紧扣哲学家与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关系，对哲学家与学术思潮的互动，作了精到的阐释。
其后，有杨国荣的《王学通论》[445]，萧萐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446]，从不同的角度和历史时期，对学术思潮、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哲学史研究“泛化”
的表现。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哲学史界进行自我反思，一些人刻意营造“哲学味道”
的时候，遍及神州的“文化讨论”
热潮的兴起，使范畴研究、逻辑结构研究、体系研究之类的“纯化”
活动受到冲击。
中国哲学研究的力量及其关注重点，基本上转移到了文化研究方面。
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了多期面向全国的讲习班，出版了多套大型学术丛书，并整理出版了诸如《梁漱溟全集》之类的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学术著作。
中国文化书院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培养基地，沟通中外文化及其哲学的桥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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