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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18世纪30年代纪念查理建筑成就的颂歌中，匈牙利所占篇幅远超其他任何一块领地。
1703—1711年，匈牙利陷入旷日持久的叛乱。
在法兰西的外交煽动和金元支持下，匈牙利贵族阶层对利奥波德的铁腕统治怨声载道。
特兰西瓦尼亚权贵弗朗西斯·拉科奇被发现与法王路易十六暗中密谋，试图以减轻赋税作为诱饵，蛊惑农民发动暴乱。
在他的众多造反口号中，有一条这样说道：“平民不应被视如草芥，而应被敬若主教。”
抛开这些豪言壮语，拉科奇发动的叛乱很快就沦为一场滥杀无辜的骚乱闹剧。
他的叛军很快便溃不成军，拉科奇率领剩余残部在波兰边境的要塞中负隅顽抗了数年时间才被最终全歼。
1711年，查理以高昂的代价换来了最终的和平，各方的要求得到全面满足。
五年后，哈布斯堡元帅欧根亲王，履行了对查理的承诺，率军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了剩余的匈牙利领土，并在攻占土耳其行省蒂米什瓦拉后，一路向南推进，接连占领贝尔格莱德、苏马迪加以及今天属于塞尔维亚中部的广大地区。
在刚刚获得解放的领土以及邻近的特兰西瓦尼亚境内，查理大兴土木修筑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和易守难攻的大型要塞，他还大量开凿运河，将泥泞不堪的沼泽变为水草丰美的牧场。
查理六世从自己的领地中征募大量农民和工匠，进入刚刚解放的匈牙利领地定居——这些移民以德意志人为主，其中也混杂着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弗莱芒人，甚至还有零散的亚美尼亚人。
这块被命名为巴纳特的地区，面积与比利时相近，分属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所有，时至今日依然是欧洲大陆上种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在特兰西瓦尼亚，查理表面上许诺维护宗教自由，暗中却为了推广天主教，将新教徒赶出教堂。
克鲁日的圣弥额尔大教堂被改造成天主教堂，一位论派教众遭到强行驱离，而在锡比乌，一座崭新的天主教堂在集市上拔地而起，将老旧的路德大教堂与主广场分隔开来。
在阿尔巴尤利亚，查理索性下令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星形要塞。
这座占地140公顷（350英亩）的庞然大物，既是镇压特兰瓦尼亚反抗力量的大本营，又是防御土耳其人进攻的桥头堡。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克鲁日，这个曾经的新教城市中矗立着一座耶稣会教堂，这座周身散发着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显然出自查理六世的手笔。
尽管教堂的内部装饰出奇地朴素，人们依然可以在这里看到天主教堂特有的镀金圣徒像和小天使。
出于对圣三位一体的绝对虔诚，教堂中到处弥漫着对圣母马利亚的无限崇拜，作为圣母的象征，名为“哭泣的马利亚”
的雕像总是出现在浩浩****的游行队伍中，被人们奉为天赐神迹。
教堂旁坐落着耶稣会学院，这里曾出产过多部中欧大陆最负盛名的戏剧作品，参演人员有时甚至多达200人。
教堂正门和圣坛两侧各立有一对石柱，遥望着与查理六世渐行渐远的西班牙帝国，也见证了他幻想重现哈布斯堡先祖世界帝国的未竟之志。
即便身处偏远的特兰西瓦尼亚，哈布斯堡国王依旧可以通过巴洛克建筑中普遍蕴含的寓意，向世人宣告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对命运发出不屈的呐喊。
尽管建筑风格各异，克鲁日的耶稣会教堂和维也纳的圣查尔斯博罗梅奥教堂，却共同见证了掠过中欧哈布斯堡天主教帝国的最后一丝巴洛克余晖。
伴随着洛可可艺术的兴起，以稠白色镀金灰泥为标志的内部装饰，为教堂设计蒙上了一层更加朴实和冷漠的古典主义面纱，其中尤以匈牙利松博特海伊和瓦茨两地新建的大教堂为代表。
在后查理六世时代，哈布斯堡家族的宗教热诚并未丝毫减弱，但随着新古典主义粉墨登场，曾经盛行一时的公共仪式和巴洛克艺术底蕴正在逐渐淡出各种皇室宗教活动。
他们对王朝使命的理解也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
精心炮制的神话典故依然在家族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哈布斯堡王朝的使命中也融入了以国家概念和政府职能为代表的世俗元素。
尽管如此，雄心勃勃的哈布斯堡家族，在潜意识中依然希望通过自己以民为本的开明统治，推进行政机构各司其职，营造出一个社会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国度。
然而，中欧哈布斯堡家族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朝代的血统延续问题。
在查理六世统治的最后数十年中，这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宿命俨然成为奥地利前途的真实写照。
[1] 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意大利著名雕塑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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