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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精心设计的情节毫无新意可言，但其中毫不掩饰地加入了对共济会仪式和信仰的各种暗喻，这种松散的组合营造出一种若隐若现却又引人入胜的整体氛围。
每位主演只唱一到两首咏叹调，因为在歌剧本身所要传达的信息面前，个体的角色微不足道。
（理智、自然和智慧）三座神殿、各种金字塔、启蒙仪式和导师以及各种其他共济会标志无处不在，甚至剧中的几位角色也隐喻了现实中的共济会成员——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的同僚，伊格纳茨·冯·伯恩很可能就是萨拉斯特罗的原型。
莫扎特和剧作者伊曼努尔·施坎内德尔共同在情节中加入了大量德国魔幻歌剧和轻歌剧的流行风格，令人啧啧称奇的舞台布景，以及含蓄隐晦的共济会信息。
歌剧配乐中也浸染着浓厚的共济会隐喻。
阿拉伯数字“3”
，作为共济会仪式中的典型符号，在序曲开篇的3个和弦以及标志性E降调的三个降音中得到了充分宣示。
一对对模糊不清的音符象征着连接兄弟情谊的纽带；和声采用重叠的三度音和六度音共同诠释，并通过复调对位法以及同时演奏的两段旋律来调和明显的对立。
管弦乐队中包含了种类丰富的乐器组合，还特别加入了单簧管，一种共济会仪式常用乐器。
莫扎特对他的共济会伙伴，约瑟夫·海顿解释道，“如果每种乐器的音质与特色无法与其他乐器互相融合……那么作为终极目标，艺术之美感的实现将遥不可及”
。
共济会平等互助的兄弟情谊不仅在配乐中留下了烙印，还深深影响着管弦乐队的演奏风格。
《魔笛》并非个例，在《费加罗的婚礼》以及许多其他当代剧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中，有关共济会的隐喻比比皆是。
这种情形并不意外，因为很多剧场经理和剧作家本身就是共济会成员，其中也包括莫扎特的搭档，施坎内德尔（他曾在《魔笛》的首演中扮演巴巴吉诺的角色）。
寻找灵感的剧作家对高产的魔幻浪漫主义作家克里斯托弗·维兰德趋之若鹜，他的身份同样是一位共济会会员——他于1794—1811年发表于莱比锡的作品集多达45卷。
审查官对共济会作品不约而同的宽松包容也并不令人诧异。
索南菲尔斯、哈格林，甚至冯·施维滕极有可能都是共济会成员。
约瑟夫二世没有加入共济会，他对共济会的各种仪式一贯嗤之以鼻。
他对在秘密组织掩护下的暴动隐患时刻保持警惕，为了防患于未然，约瑟夫要求各会堂成员名单必须在警方备案。
约瑟夫还强行对各共济会会堂进行整改，经过整合，首都的13个会堂缩减为三个。
波希米亚、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以及奥地利本土的各省会堂开始接受维也纳总会堂统一管辖。
一位总导师曾这样说道，约瑟夫的改革“通过奥地利王国的共济会网络，建立了一个协调统一，秩序井然的国家”
。
讽刺的是，正是备受鄙夷的共济会组织，帮助约瑟夫成功实现了被寄予厚望的政府机构所未能完成的制度统一。
18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约瑟夫的改革计划濒临搁浅，反对他统治的呼声此起彼伏，皇帝加强了对出版行业和剧场演出的审查力度。
约瑟夫明令禁止丑角的即兴表演传统，对新闻报刊征收特别税，并命令警察机关对“蓄谋破坏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
的破坏分子嫌疑人进行调查。
他还利用刑法条款玩弄文字游戏，批准实施追溯处罚，并在“预防性拘押”
的名义下，未经审判就对嫌疑人实行监禁。
警察机构成为独立的政府部门，遵照不为人知的秘密法令行使权力。
无数改革者为之奋斗的“法治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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