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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写信给负责总办厘金事务的陈庆长，表示自己要抗争到底：“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成为不平，不知者籍以哧制，而吴人因此造谣抗闹。
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
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捐，否则必另拨有之饷，否则撤军弃军可也。”
他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直接上奏为自己申辩，同时对殷、王的奏折进行反驳，他说：“臣忝任疆吏，以军需为急，不能要结绅士，致遭物议；又自恨不能宁儒生愚拙之分，谬附战功。
叨窃太过，盈满致灾。
惟既带兵不得不先筹饷，既筹饷不得不任怨：殷兆镛致以恃功峻民相讯，又以岁收四千万耸听，示免意存倾陷。”
接着他对殷、王奏折里所开列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指出厘卡的实际间距是50—70厘，捐率是按上海的旧定章，每千文收钱三四十文不等。
至于茶棚、剃头、点头、妓女等荒唐名目，都是殷兆镛等人听信传言捏造出来的“造谣诬蔑”
之词。
他愤愤地指出：“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
他还把自己所受的委屈，遍告师友同僚，以获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当然，曾国藩在读了他的这份抗辩奏折以后，感到“殊为痛快”
，当即表示支持，但同时也为李鸿章如此大胆捏了一把汗。
其实，李鸿章心里是很有数的，虽然他个人的进退和淮军能否生存壮大的最终决定权，是操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手里，但今非昔比，裁湘留淮以后，环顾海内，已经没有和淮军相匹敌的力量。
他上奏前不久，僧格林沁已经在山东曹州败亡。
淮军既然已经受命北上，所需军饷仍然要靠江苏后方源源接济，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厘金裁撤了呢？加上江苏绅士中像冯桂芬等一些有眼光的人物，也是理解和支持李鸿章提出的“与其病农，不如病商”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的。
奏折呈上之后，清廷很快便降旨斥责殷兆镛等“假公济私，要结乡党”
，本拟从严治罪，但因为考虑到战事平定后广开言路的需要，免予追究，裁厘之说，“着毋庸议”
。
就这样，李鸿章以敢于抗争为“剿捻”
时期及以后淮军的发展，保证了一块可靠的饷源，同时也使自己顺利地渡过了第一次政治危机。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很快于第二年（1863年）春天率领淮军出征，目标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省会苏州。
随行的有英国军官戈登统带的“常胜军”
，它的前身就是华尔洋枪队。
虽然李鸿章亲自押阵，但前敌主将是他最信任的程学启。
因为在保卫上海的三场战斗中，程学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淮军初期的编练和整顿中，他的“开”
字宫老兵，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表率。
郭嵩焘是从湘系出来的，他对湘军的军纪败坏一向十分痛恨，到上海后，由于亲眼看到程学启治军严明，部队军容整齐，于是对他大为赞赏，夸他“刚厉有威严，淡于嗜欲，行军整肃，有古名将风，足为湘淮诸军之冠”
。
李鸿章自己在北新泾之战获胜后，也很得意地给曾国藩写信说：“程将勇略皆优，战守可靠……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
并表示非常感谢老师和曾国荃的“厚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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