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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COP26谈判与中国未来的气候治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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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本次大会在落实《巴黎协定》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治理谈判中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令气候治理共识进一步得以深化，令碳中和与《巴黎协定》气温目标进一步得到认可。
COP26所取得的多项气候成果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均将发挥重要作用，对未来各国低碳减排路径、国际气候治理合作、绿色金融市场投资、全球绿色经贸往来等领域的发展前景和演进方向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次会议的时点具备历史性，一是COP26大会本应于2020年举行，但却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从而本次大会将深入涉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绿色复苏、气候治理的综合进程，疫情凸显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各国逐渐意识到应当以绿色发展为框架开展经济转型，并与应对全球环境气候变化相结合；二是2021年作为全球“碳中和元年”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联合国的敦促和呼吁下集中设立或重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重要承诺，在此背景下，自COP26大会起，碳中和主题将始终贯穿于未来历届气候大会谈判与博弈之中，21世纪全球气候治理的转折将始于“碳中和元年”
;三是包含跨国碳市场交易规则在内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谈判得出最终结果，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碳减排形势，COP26需要尽快达成进一步共识以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顺利开展。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正迅速提升国际影响力，逐步实现了从参与到深入参与并广泛合作，再到引领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的过程，展现了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大国，同时也是第一大碳减排大国的责任担当，开启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影响最广的一次绿色低碳减排运动。
同时，就COP26而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谈判的舞台上正开始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对此，中国必须在气候谈判上提高大国话语权和竞争力，在全球碳中和进程的背景下争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应有的合理权益。
一、COP大会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背景
COP大会可以称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最高规则会议，每年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在COP大会上展开国际气候谈判并争取权益。
1992年6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放签署，1994年3月，该公约正式生效，随后自1995年至今，缔约方会议（COP）已累计举办到了第26次，其间通过一系列持续的国际谈判和博弈形成了大量气候治理的国际成果，为各个缔约国，尤其是为发达国家制定约束性的法律义务，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使当前的全球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以及令世界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配、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国际支援等方面展开协商。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国际气候治理议题先是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发展后达成了共识，又经过了20年的谈判才逐渐以本世纪气温升高幅度可控为目标建立起覆盖全球各国的气候治理国际体系。
其间，COP会议作为气候谈判的一项重要载体贯穿其中。
具体而言，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气候治理史，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逐渐从单一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转变为控制世纪气温变化幅度、多角度多举措应对气候问题、推进全球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进程等目标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
1972年6月，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各国政府首次共同讨论环境问题，并提议重视工业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
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合作成立，于1990年首次发布《气候变迁评估报告》并指出工业化时期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变暖问题。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要求各成员国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为原则自主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1997年，IPCC协助各国在日本京都草拟了《京都议定书》，目标在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2%。
但是随后二十年间，《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也没有发挥出强烈的约束作用。
虽然欧盟成员国普遍在1990年左右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但到2010年全球总排放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1990年增长了近46%，美国同样也没有实现气候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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