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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
根据这个发现，天文学家产生了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
由于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检验上述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
而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工作，曾有一些外国学者尝试过，如伦德马克等。
但他们的结果无论在准确性还是完备性方面都显得不足。
从1954年起，席泽宗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中国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发记录与射电源之间关系的论文，接着在1955年发表了《古新星新表》。
他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
《古新星新表》发表后很快引起美国和苏联的重视，两国先后在报刊上做了报道，随后在专业杂志上全文译载。
俄译本和英译本的出现使得这一成果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
在国内，竺可桢副院长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一再向学术界介绍。
竺可桢临终前将这项成果和《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
于是席泽宗和薄树人合作，于1965年又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
此文是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后，制成的一份更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记录表。
这份记录表同时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记录的判据和两项区分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
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
第二年（1966年），美国《科学》杂志第154卷第3749期译载了全文，同年，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又出版了一种单行本。
自此之后，世界各国科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最新天文学研究对象时，经常引用以上两文。
1965年李约瑟致函竺可桢，建议推荐席泽宗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这时的席泽宗仅是一名助理研究员。
剑桥英文版《中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杂志主编、爱尔兰丹辛克天文台的江涛在1977年10月的美国《天空与望远镜》杂志上撰文说：“对西方科学家而言，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所有论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可能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文章。”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O.斯特鲁维等在《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这就是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
1981年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对席泽宗重要论证的报道
对利用历史资料来解决现代天文学课题，席泽宗长期保持着注意力。
1981年他去日本讲学时曾指出：“历史上的东方文明绝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或许，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指导，才有了《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论文的发表，并再次轰动了世界天文学界。
木卫是指从属于木星周围的小星，它们和木星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
学术界大都认为木星的4颗大卫星是伽利略于1610年用望远镜首先发现的。
有些书中说，用肉眼无法看见这4颗大卫星，因为它们离明亮的木星太近了。
但是席泽宗经研究发现，木星的181颗大卫星是肉眼可见的，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代天文学家甘德就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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