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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则俱作甲午。
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苍水碑云，癸巳冬入吴淞，明年会名振之师入长江，遥祭孝陵。
甲午再入长江。
盖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明年，下复系甲午，误甚。
谢山犹恍惚其词，后人更难推测矣。”
按，全祖望撰张煌言神道碑云：“癸巳冬，复间行入吴淞，寻招军于天台，次于舟山。
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烽火逮江宁。
时上游故有宿约，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
甲午，再入长江，掠瓜洲，侵仪真，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东下驻舟山。”
此文固有语病，全氏作张煌言年谱记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均入长江，眉目虽清楚，但不得三次确说。
赵之谦重撰煌言年谱，定初入长江为顺治九年，二入长江为顺治十年，三入则在十一年，谬误更甚。
（以上均见《张苍水集》附录）
上面列举的各家记述，就年代而言，张名振等入长江战役有记于顺治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各种说法。
入长江次数，有记一次的，有记两次的，也有记三次的。
至于具体情节相差更远。
直到目前，所见明清史诸作在提及这一战役时，或者笼统地说张名振、张煌言曾经统师“三入长江”
，或者置“三入长江”
于不顾，径直在顺治十年、顺治十一年内记载明军曾入长江作战。
如南炳文著《南明史》云：“永历七年三月”
，郑成功“批准了”
张名振的建议，“与之兵二万，粮三艘，并派忠靖伯陈辉等与之同行，一起进入长江。
张名振等‘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
十二月，在崇明之平阳沙，大败前来进攻的清兵’”
。
“再入长江”
则在“永历八年年初，张名振、陈辉等再次督师进入长江，夺清舟百余艘，‘义兵四起归附’……名振等直至金山寺，遥祭孝陵而回。
在金山题诗……”
[3]。
冯其庸等编《吴梅村年谱》于顺治十年《时事》下记：三月“张名振以郑成功师入长江，破京口，驻营崇明，十二月，在崇明大败清兵”
。
顺治十一年《时事》下记：“正月，张名振以郑成功之师入长江，破仪真，泊金山，望祭孝陵，旋还师。”
[4]这两种书的特点是在顺治十年和十一年下各记载一次，回避了张煌言本人所述“三入长江”
的问题。
不久前出版的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767页是这样记载的：“在郑成功的鼓动下，1653和1654年，张名振三次带领远征军进入长江口，在大运河与长江的汇合处镇江骚扰运河上的交通。”
同页有原作者注解说：“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
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
[5]尽管作者未能做出准确的叙述，其客观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引用的只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种著作，其他说法尚多，请读者参看诸家作品，不再一一征引。
由于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事关抗清复明大局，有必要考定其具体时间和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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