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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大西军进军成都，四川地方官请求蜀王朱至澍出钱募兵，朱至澍却“惜财如命，向各官攒眉而言曰：孤本无蓄，止有承运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
[27]。
不久，大西军攻克成都，蜀王投井而死。
这些例子都违反姚雪垠同志的常识推理，然而，毕竟是事实。
恩格斯说得好：“我们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兜圈子，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
[28]明亡前夕，那些皇亲国戚、勋贵太监以及文武百官们大抵都是这样贪婪鄙吝。
史籍中“多藏厚亡”
“象惜其齿而焚身”
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
朱由检具有同样的“德性”
，并没有什么超越情理之处。
雪垠同志在文章里虽然一再说自己尊敬郭老，可是就通篇文章来看却给人一种相反的感觉。
郭老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但如果对一字之误都要声色俱厉地用一大段文字尽情驳斥，好像只有这样做才算“态度是严肃的”
。
这未必是正确的学术批评的态度。
而且要都这么“严肃”
起来，雪垠同志自己的文章也未必站得住。
比如他说，“明朝的有名大将（总兵官一级）如贺珍、马科、白广恩、左光先、陈永福、官抚民等纷纷投降”
。
就我所知，贺珍是大顺军权将军田见秀的部下，崇祯十六年底田见秀奉李自成之命攻取汉中以后，即以贺珍、韩文两将留守该地，自己返回西安。
雪垠同志却称之为“明朝的有名大将”
，不知根据何在？他引用史料提到李栩与左衿王部起义军作战时，在左衿王三字后加括号注明“疑即左锦王”
。
革左五营中的贺锦因自己的名字左边为金字，所以起绰号为“左金王”
。
贺锦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位起义军首领，他的绰号一般是不应当弄错的。
又如他说陈永福投降李自成后被封为桃源伯，其实是封为文水伯，桃源伯是白广恩。
这类错误还有一些，都不值得计较，一时疏忽罢了。
不过，姚文中批评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的修订本中未能改正个别明显的错误，说“它也反映了郭老做学问的不够严肃认真的问题”
。
雪垠同志的评论文章在今年《新华文摘》第五期转载时据文末编者缀语是“经作者亲自校订做了若干补充”
的。
可惜，上面指出的明显的错误都没有订正。
如果有人学着雪垠同志腔调说它也反映了作者“做学问的不够严肃认真”
，雪垠同志不知作何感想？
以上管见，不妥之处请雪垠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
（原载于《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0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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