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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所嗜，惟蓄经书子史、古图谱、法书名翰之迹，楼而庋之，韱轴汇列，暇则左右阅视，喜溢眉宇间，曰：‘此吾所以为子孙者乎？此吾所以自乐者乎？’闻者莫不嘉叹。
所居之堂庭户静深，栋宇宏邃，晨光可辨，几席既安，子妇孙曾秩焉序进，问兴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谓礼法之家，益将求夫庶几焉。
堂之题间炳然有书曰清安之堂。”
[22]洪武十四年王行为沈伯凝写了一篇《彝斋记》，其中说：“吴长洲沈伯凝氏好学而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书之迹，以至于图画象物珍异之玩，一见辄能别识，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间号称好古博雅者无不叹其知鉴，家治一室，左琴右书，燕几在席，题曰彝斋，于其奉亲（“亲”
指其父沈达卿）教子之余，是休是处。”
[23]
生当元末明初的高启、杨基、释道衍（姚广孝）、王行都同沈达卿有较深的交情，在诗文中出于礼貌未提及他的正名，从王行所记沈达卿的孙儿名沈程、沈巽、沈衡来看，显然不是沈荣、沈旺。
目前我们能确定沈万三至少有三个儿子，即沈荣、沈旺、沈达卿（正名不详）。
如果《吴江县志》所记万三有一子名茂不误，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沈茂即沈达卿的正名；一是沈万三另有一子。
从现有材料考察，明朝建立时，沈万三的儿子年龄都相当大，而且都已经有了孙子，如沈荣之孙沈经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沈旺之孙沈德全在洪武二十年已能赴南京将其叔父沈庄的棺榇搬取回乡，沈达卿的三个孙子中沈程、沈巽大概也是出生于元末（古人年幼无字，王行为程、巽作字说，又在沈达卿所建清安堂作记中提到达卿自称“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
，已经是“子妇孙曾”
“四世一堂”
。
这些文章虽未注明写作时间，但参考其他材料，以洪武十五年左右的可能性最大）。
综上所述，在元明易代之际，沈万三的儿子已进入暮年，他本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二）从相关人士的著作来考察
元末明初同沈家关系密切的人士从未直接提到过沈富（万三）。
如果说，高启、杨基、释道衍（姚广孝）所作诗文中仅反映他们同沈万三之子沈达卿有交往，并不能证明乃翁沈富是否在世，那么，王行的著作就颇值得注意。
王行和沈家同为长洲人，自元末到洪武二十六年王行被杀，两家的交情一直未断，特别是在元末和洪武十四年左右王曾两度在沈家坐馆，应该说对沈家的情况极为熟悉。
他为沈伯凝的女婿张文源写的《立志》文内说：“其外舅沈翁伯凝又与予交累代，尝遣之学于予。”
[24]在王行的《半轩集》中就保存了为沈荣、荣子森、森子经（沈经在洪武二十一年尚在世时预请他撰写）、经妻徐氏、经继配金氏之父金公信写的墓志铭文，为沈达卿写了《清安堂记》《佳声楼记》，为沈伯凝写了《彝斋记》，为沈文权、沈文矩各写《字说》，又为沈文矩作《韪轩记》。
在这多达11篇专门为沈家写的文章中除了在沈荣墓志铭中提及“考富、妣曾”
，沈森墓志铭中写上“祖富、父荣”
以外，为什么从来没有具体提到沈富（万三）呢？按常情而言，王行既同沈家关系如此密切，倘若沈富在世，且不说王行应有祝寿文字，至少在文章语气上应有所表现。
这也间接说明王行生活年代较晚，他家原本穷困，到博学成才能够同上层人士交往，并在这以后同沈家建立关系时，沈万三已不在人世。
（三）沈万三生卒年均在元代的依据
尽管明人野史笔记中关于沈万三在洪武年间的“事迹”
非常多，可信的材料却表明沈富的活动是在元中期至元末。
王行作《沈荣甫墓志铭》中写道：“初，荣父（同甫，即沈荣）之先君子（即沈富，沈万三）游于故侍讲袁文清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
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
及荣父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夫先志，又以勗（勖）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
[25]
这段文字表明：第一，沈万三去世以后，其子沈荣曾主持家务，而沈荣死于洪武九年，王行为沈荣写的墓志铭提及沈富时用的是“初，荣父之先君子”
，足以证明沈万三比沈荣去世早得多。
第二，沈富（万三）曾经拜访过元侍读学士袁桷，袁对其人品表示赞许；而袁桷死于元泰定四年（1327）[26]，下距明朝开国（1368）41年。
冯子振曾多次下榻于沈富家中，并为他题了“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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