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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叛变，使山海关地区顿时阴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
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
[92]形象地描绘了当地百姓的惶惧不安。
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镇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
关、辽两镇兵力不过5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
“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洶洶（汹汹），不保朝夕。”
[93]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相抗衡。
他决定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后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投靠清廷。
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花招，一面“遣人东乞王师”
，以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
，“以待本朝大兵”
[94]。
李自成得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以后，经过紧张的策划，一面对吴襄安抚，以吴襄的名义写信给吴三桂进行规劝，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准备出兵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随行的有明太子、定王、永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说明李自成对招降吴三桂仍然抱有希望。
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二）清廷决策进军中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清廷经历了一场短时间的权位之争。
内部纷争以妥协方式平息以后，九月底至十月初，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即领兵攻占了明朝前屯卫与中前所、中后所，到甲申三月，吴三桂奉诏勤王，主动放弃宁远、沙后所时，山海关外的土地已全属清方所有。
明王朝的急剧衰微，使清廷统治者问鼎中原的野心大增。
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经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
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
今皆败亡已尽。
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
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
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95]在这以前，他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
我国来征，亦正为此。
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
[96]可见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
崇祯十七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占领陕西[97]，摄政王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载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
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不知尊意何如耳。
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98]这封信表明清廷统治者企图利用明朝瓦解之机分享胜利果实，语气上俨然以盟主自居。
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率大军向北京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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