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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集
明人文集数量颇大，何况研究明史还需要阅读部分清初人士的文集，范围就更广了。
因此，利用文集应当注意有的放矢。
文集的内容往往比较驳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应酬文字或寄情山水名胜的诗文；有的则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把治经、读史、作文、书信、诗词全部罗入，看来卷帙浩繁，实际用处不一定很大。
明代曾经出任官职的人的文集往往包括了他任职期间的奏疏、公牍、给其他官员的书信，这部分材料实际上是以个人方式保存下来的政府档案，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比如杨士奇的《东里先生文集》所载《圣谕录》（单行本改题为《三朝圣谕录》）就记录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对杨士奇等内阁官员的指示，是研究明前期朝廷政务的重要文献。
又如明末杨嗣昌历任宣大总督、兵部尚书、督师大学士，他的文集（《杨文弱先生集》）绝大部分是奏疏、召对记录和同其他官员商讨军务的书信。
由于崇祯朝没有《实录》、档案毁灭、野史杂出等因素，史料真伪难辨，利用杨嗣昌的文集可以弥补史实的缺略和考定许多史籍在情节和时间上的讹误，对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明清战事以及崇祯年间的其他军务活动有重大的价值。
在没有出仕的一些封建文人的文集中也常有作者依据亲身见闻写成的文章，对于了解某一事件或社会情况有所帮助。
例如张履祥的《杨园先生全集》不仅收入了作者所撰《补农书》，其他一些篇章也有助于研究明末社会。
4.地方志
我国有撰修地方志书的传统。
宋代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已经修了方志。
明代除边远地区外，一般都修了县以上的地方志，现在保存下来的明代方志大约还有1000种。
研究明史，不仅需要利用明代方志，入清以后的方志也往往保存了不少明代史料。
方志立足于本地，网罗的材料十分丰富，可以说是我国历史的一大宝库。
它们的作用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方志记载的本地沿革和山川、乡里，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2）书中的食货志或赋役志详细记载了本地人口、田地、赋税、差徭等各种统计数字，用不同年分编造的方志做比较，可以看出当地经济状况的变化。
这一部分里常常附有关于地方利病的说明文字，对研究社会经济有着重大意义。
（3）方志中的“风俗”
一项不仅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资料，而且往往可以从中找到可贵的社会经济史料。
“物产”
一项则集中地反映了当地的资源，有时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4）“科举”
（或“选举”
）、“职官”
、“名宦”
（或“宦绩”
）、“流寓”
以及艺文志中的传记等保存的历史人物资料之多，是其他任何史籍无法比拟的。
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人物可以在方志中查到。
有的虽见于其他史籍，但某些确凿情况也需要利用方志来考定。
（5）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正史和其他史籍中一般失之过简，记载错误的情况也很多，地方志的编纂者以本地人记本地事，往往可以补充大量为其他史籍不详的细节，并且可以纠正许多错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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