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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残酷压榨而展开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爆发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末农民战争不仅大面积地扫**了盘根错节的贵族官绅势力；部分地打破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对整个社会起了改造作用，其积极意义是无法否认的。
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并不反对封建制度，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不仅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由于农民起义带来连年战乱，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
甚至还有个别人认为李自成应对中华民族发展缓慢、落后挨打负一定责任，应该受到“批评”
；有的同志则以歌颂统一为理由对满洲贵族勾结汉族官绅地主把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镇压了下去给予肯定，从而把李自成和以他为首的大顺政权看成了阻碍统一的消极力量。
（2）大顺和大西政权的性质。
同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一样，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遇到了起义农民建立的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理由是：第一，农民起义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基础，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任何政权必然是封建政权。
第二，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地主阶级的皇权，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过是封建政权的翻版，如果说这种政权同旧王朝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区别只在于是新兴的还是腐朽的封建政权。
第三，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列举出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的官员构成和组织形式等，证明它们同明王朝的各级政权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与此相反，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确实建立过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政权（或称农民革命政权）。
这种农民政权由于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巩固下来，它们在绝大多数场合被地主阶级摧毁了，个别的则随着起义农民在军事上的胜利逐渐转化为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
就明末农民战争而言，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直到覆亡之时在总体上仍然是农民革命政权，它们实行的政策是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打击的对象是地主豪绅势力。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并不讳言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大顺、大西政权同历史上其他农民革命政权一样从建立之始就多少带有封建色彩，尔后又或快或慢地处于向封建政权的转化过程中。
因此在分析大顺、大西政权的性质时必须注意其主流，着重观察它们实行的政策究竟对哪些社会力量有利。
在探讨农民政权的转化问题时，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见解。
过去一般认为导致农民政权变质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到起义军中来的地主阶级文人的影响。
新的看法认为农民政权变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本身的阶级特性，他们是劳动者、被剥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受到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残酷的压榨处于走投无路时必然揭竿而起；农民又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的私有观念同地主阶级的私有观念是相通的，因此，当起义农民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时，领导人物地位的逐渐提高，他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也逐渐膨胀起来，这正是起义农民的领袖人物蜕变的内在原因，而封建文人的影响只能算是次要的客观原因。
（4）“均田免赋”
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工作者对史籍中记载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实行过均田免赋的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在均田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根据《出劫纪略》《孤儿吁天录》和部分档案、文献的零星记载，断言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实行过把大土地所有者霸占的田地平均分配给无地、缺地农民的政策，虽然由于当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大顺和大西政权不久又被地主阶级摧毁，当时推行均田的地区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研究，但不能否认实行了均田的政策。
第二种看法认为在明清时期均田一般是均赋均徭的代名词，文献中记述的李自成实行“贵贱均田之制”
也属于这类情况：至于在大顺军管辖区内出现的农民夺取、占种贵族官绅土地只是一种自发行动，并不是大顺政权颁布的政策，《出劫纪略》中描述的情况只说明大顺县令抵任以后准许农民“认领”
被地主兼并了去的自己原有土地，不能解释成没收地主的田产平均分配给农民。
张献忠起义军在常德时下令将明朝大学士杨嗣昌的田土“查还小民”
也只是个别例子，同样不属于全面推行的政策。
第三种意见认为大顺和大西政权确实没有颁布过均分田地的法令，但是由于明末农民战争的扫**，占地极多的明朝藩王、勋戚、太监和官僚地主非死即逃，加上随着明朝政府的被推翻、赋役加派的停止，农民的土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换句话说，从起义前后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来看，明末农民战争是触及并部分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
至于免粮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李自成提出的三年免征是一项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大约到大顺军自山海关战役失败主力撤回到陕西时止，各地的记载都证明在大顺政权管辖时期确实没有征收赋税，正因为如此，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和各级政权的经费来源，除了接管明廷、官府的库藏和没收贵族的家产以外，还采取了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
直到1644年6月返回西安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大顺政权才“通令免追比”
，开始征收赋税。
有的同志则认为大顺政权实行的只是减免赋税，从来没有实行过全面停征赋税的政策。
6.关于明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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