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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凭借残明的文武官绅势力实现‘中兴’，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
对于钱谦益、孙可望，顾诚则认为他们“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
，但钱谦益“内心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
；孙可望接管和改造永历朝廷，曾创造出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的局面，“除他以外没有人做到过”
，“总的说来功大于过”
（《南明史》）。
再次，坚持辩证的分析态度。
顾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坚持了辩证的态度，是功即言其功，是过即言其过，不以一眚掩大德，也不以一俊遮百丑，做到功过分明，是非清楚。
例如对李自成，既高度赞扬“他把一生献给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满洲贵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业”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
，同时也指出他在东进途中“顾前不顾后”
，“没有留下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没有适时地组织必要的反击”
，攻占北京后没有适时地调整财政政策，停止追赃助饷，改按土地数字征收赋税，并“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
，从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明末农民战争史》）。
对张献忠，既充分肯定他率领大西军与朱明王朝的黑暗统治英勇作战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指出他“在地主阶级策动的叛乱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
，对蜀民“不加区别地滥加剿杀”
；“过分迷信武力”
，“不注意恢复社会生产，不重视维护社会安宁”
；“麻痹轻敌”
，“情况不明时硬充好汉，卒致以身予敌”
（《明末农民战争史》）。
对郑成功，在充分肯定他抗清与复台两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批评他的私心自用，“当顺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郑成功如果真心拥戴永历朝廷，亲率主力会师夹攻，江南必下无疑。
可是他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经很难招架的时候，他才大举进攻南京。
换句话说，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绝不肯出兵配合作战；他自以为最聪明的战略是西线明军败退已远，又还牵制着清军主力时大举出兵收取江南是最佳方案；相对于清廷权威集中，用兵总能着眼于全局，则是最坏的战略”
（《南明史》）。
对何腾蛟，虽批评他“私心自用”
，“妒贤忌能”
，“急于争功”
，在湖南战场上一误再误，坐失时机”
，“一手断送了复明援赣的战略大局”
，但也肯定他“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
（《南明史》）。
对历来被列为“奸臣”
“阉党”
而屡受恶评的马士英，顾诚综合考察其一生的言行，指出他固然“不是救时之相”
，“秉政时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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