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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认为，如果百姓只有一个可以获取利益的途径，那么整个国家便能拧成一股绳，因而变得无敌。
他在《管子·国蓄》一书中就说道：“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商鞅也有相同的观念，在他看来，引导秦国百姓万众一心去做一件事可以强秦。
他不认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的治国理念，而是坚持“以农战为本，赏刑为用，而法治为体”
，其变法十分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重本抑末，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
他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开垦荒地，集全国之力走农耕之路发展秦国的生产力。
实行平等的赋税、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其实都是鼓励农耕的必要手段：为了使全国的精力专注于农耕，秦国急需一个公平的标准来帮助农民计算他们的土地面积，并且规范赋税等经济交换行为。
这个“标准”
便是我们所说的法治。
历史上官吏利用度量标准的不规范与百姓争利的事屡见不鲜，而商鞅正是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官吏的剥削，所谓“治法明，则官无邪”
。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从战国七雄脱颖而出兼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
，将秦国的法制推行至全国。
过去多年的考古挖掘中，除了陕西、甘肃的许多秦国旧址，齐国、赵国、越国的故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的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的出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
奠定了基础。
尔后“汉承秦制”
，汉代的度量衡是秦代的延续和发展。
西汉时期，刘歆整理了秦汉以来的度量衡制度，后被班固选载入《汉书·律历志》，成为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
一直到今天，虽然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但是基本单位和进位关系则被我们所继承。
2000多年前，商鞅所确立的标准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而商鞅方升，这件120多年前在秦国成为全国标准的量器，继续闪耀着它在历史中的光芒。
商鞅方升的收藏
商鞅方升的收藏故事也同样充满传奇色彩。
1903年，近代著名的鉴藏家和实业家龚心铭在“清晖阁”
以重金购得商鞅方升，并同其弟龚心钊开始潜心研究与考证，方升的铭文、拓本因此陆续见诸报端。
当时龚心铭在汇丰银行的抵押即将到期，银行提出若以秦量做抵押的话，他从银行拿钱便可以不受限制。
为了保住方升，龚心铭的儿媳妇朱静宜变卖了自己的陪嫁用来偿还抵押。
日伪时期，无论日本人以权势相压，还是出重金利诱，龚心铭的儿子龚旭人都坚称商鞅方升早就被其父亲卖去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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