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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人通常都会说，适合的才是好的。
这就充分地表达出对于个体差异性的尊重。
也只有尊重个体差异性，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洋哲学来说，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质，在我看来，这种特质可以归纳为时间性和个体性两个重要的层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哲学与关注形而上的、纯粹思辨的西洋哲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因为如此，中西方在哲学的意义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理路，具有不同的思维样态。
就时间性来说，我们可以在《周易》中得到最为直观的表达，《周易》以六爻的方式，充分展现出时间对于个体存在及其行为方式的意义。
我们都说《周易》是关于变化的书，或者说变化是《周易》最核心的观念，而对于变化来说，时间是其最为明显的表达形式。
对此，方东美先生曾概括道：
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乎《易》，《系辞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易》之卦爻，存时以示变，《易》之精义，趋时而应变者也……趣时以言《易》，《易》之妙可极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之一义。
时间之真性寓诸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
[12]
也就是说，如果《周易》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
[13]的话，那么对于天道来说，变化就是其最根本的意义，而人事对于天道的遵从，就是对于变化的把握，所谓“趋时而应变者”
。
毫无疑问，对于个体的行为来说，时间成了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以实践性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的话，那么所有的实践毫无疑问都是个体在时间里展开的一种行为方式。
由此，对于个体的重视，在中国传统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孟子曾经说过一段话：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14]（《孟子·离娄下》）
对于“自得之”
的要求，很明显就是对于个体性的一种期待，即道只有在个体身上得到落实的时候，才是真正有效的。
所谓“左右逢其原”
，就是对于道之落实于个体效果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描述，由此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对于个体差异性的重视。
当我们以时间性和个体性作为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很特殊的词进入了我们考察的视线，这个词就是“玩”
。
就我们经验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玩”
的行为都是个体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状态之中展开的，离开了时间性和个体性，“玩”
的行为就无法成立。
当然，“玩”
在传统的语境中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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