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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
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
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
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
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地方官员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
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而今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虽然为时有点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
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
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
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上谕发布后，各地方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
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
至此，清末“新政”
正式上演。
4、清末新政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
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
但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新政”
的果实他们觉得并不那么甜美。
政治上，它在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方针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首先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
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却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极为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在以往帝王也很少有过的事情。
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着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更不是什么“假维新”
。
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清史稿·后妃传》中称：“（慈禧）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
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岛夷小国日本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
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
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
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
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
这一重大的举措，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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