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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延安根据地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翻译文学的目的和功用做了更明确的定位,叫作“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
。
据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
的闭幕式上曾经说过:“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
[15]把翻译事业与共产党的事业做同一观。
这种功用观长期支配了翻译及翻译文学的选题和出版。
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翻译甚至被当成一种政治的工具。
翻译什么东西,以什么形式出版发行,都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
到那时候,翻译文学的功用观,实际上已完全锁定在狭隘的政治需要的层面上。
事实证明,这对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谈到我国翻译的时候认为,本世纪(20世纪)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们,都是有所为而为之的,很少纯粹是为翻译而翻译的。
这同我们民族近百年的历史命运有关。
翻译家们都怀着一颗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心来从事这项工作。
他们要为这个古老的封闭国家,输入一些新鲜的空气。
所谓新鲜空气就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情况,使沉睡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打开眼界,看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免致被自己的故步自封窒息而亡,免致被列强的压迫剥削而翻不过身。”
[16]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概括。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翻译文学的繁荣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翻译文学功用的认识超越了手段论和工具论的范畴。
一方面,人们开始注意从翻译文学本身去看翻译文学的功用价值,意识到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不是原作的一种简单的替代品,而是一种独特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翻译文学在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作用巨大。
另一方面,翻译在文学交流与文化互补中的巨大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施蛰存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所写的《导言》中,认为近代大量的外国文学译本对中国文学起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小说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改变了文学语言。
(三)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新品种的戏剧……”
。
[17]人们还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翻译还会成为一个民族文学发展和转型的推动力。
例如,欧阳桢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深刻地指出:“如果你不了解有多少种外国文学已经译成了本国文学,以及这些译文对本国的作家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就无法了解本国文学发展的全部情况。
……如果没有翻译作品,没有外国文化的影响,本国的文化就无法发展。”
[18]谢天振在《译介学》(1999)一书中,认为翻译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其首要价值在于对原作的跨越国界的介绍、传播和一定程度的普及,并帮助读者认识原作的价值,有时还能帮助原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某部从前被忽视了的作品的价值;译作作为国别(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对于丰富和发展国别(民族)文学也会起到巨大作用。
关于翻译及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化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他说:
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
原因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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