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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晚清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身体力行地翻译了一些作品。
但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文学的，则始于文学研究会成立后，这一点也成了“五四”
以来翻译界的一个优良传统。
1921年10月，《小说月报》发表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
专栏，集中译介了波兰、捷克、芬兰、乌克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犹太等八个民族的作家作品。
鲁迅于1925年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发表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白莽译的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更被广大青年引为座右铭。
未名社在1925年成立于北京。
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
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不同，未名社是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翻译文学团体。
特别是在译介俄苏文学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其他还有语丝社，办有《语丝》周刊，译介了许多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
浅草社办有《浅草》，上海的《民国日报》办有副刊《文艺旬刊》，它们的骨干成员后来又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杂志，致力于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新月社作家群，对文学翻译也相当重视，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中，梁实秋不仅在翻译实践，而且在翻译理论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在30年代以后，他与鲁迅关于翻译的论战，他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都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大事件。
朱湘翻译的《近代英国小说集》、徐志摩翻译的《英国曼殊菲尔小说集》（1927）等作品，在当时也体现了颇高的水平。
20年代末期之后的十几年中，受所谓“红色30年代”
的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中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文学的左翼化倾向。
在翻译文学方面，表现为左翼文学（当时称“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
或“普罗文学”
）的翻译成为译坛的潮流和时尚，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来自苏联、日本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一般都具有直接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革命斗争服务的动机。
其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的翻译家们是俄苏文学翻译的主要承担者。
“左联”
自1930年成立，到1936年解散，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在马列文论及来自苏联的文论翻译方面，厥功甚伟。
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夏衍、柔石、曹靖华等，对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时期翻译的俄苏文学作品主要有鲁迅根据日文版本转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瞿秋白译《高尔基创作选》，夏衍译高尔基的《母》（原译如此），王道源译高尔基的《夜店》，林曼青译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周立波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贺非（赵广湘）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蒋光慈译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曹靖华译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等。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翻译主要有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孟十还译果戈理的《弥尔格拉得》，朱颜译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满涛译契诃夫的《樱桃园》，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李霁野翻译的托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周扬（起应）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上册），洪灵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高滔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郑振铎译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乔懋中译阿尔志跋绥夫的《战争》，适夷译《叶赛宁诗抄》等。
可以说，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新潮流。
在欧洲文学中，除俄国文学外，法国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非常活跃。
译介的小说家主要有巴尔扎克、斯丹达尔、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乔治·桑、都德、戈蒂耶、左拉、法朗士、莫泊桑、罗曼·罗兰、巴比赛、纪德、卢梭等。
翻译的戏剧主要有高乃依、雨果、莫里哀、小仲马的作品。
主要译者有陈棉、王了一、陈聘之、潘伯明、陆侃如、刘半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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