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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国作家创作的反映法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作品，诸如短篇小说《土伦》、中篇小说《海的沉默》、剧本《巴黎的搜查》等，都译载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第五纵队》《蝴蝶与坦克》等作品也有了译文。
马耳译的《故园》，冯亦代、袁水拍合译的《金发姑娘》，张尚译的《良辰》，汇集了英法和欧洲其他国家战时文学作品中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战时文学作品也相继得到译介。
国统区日本文学的译介由于日本侵华而跌入低谷，翻译出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是流亡到中国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作品。
各沦陷区翻译文学总体上是萧条的。
沦陷初期更是低落萧条，中后期略有复苏。
日本为了实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提出在沦陷区“移植”
日本文学，出资赞助日本文学的翻译出版。
例如，徐古丁译、新京（长春）“满日文化协会”
出版的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心》，张深切编译、由日本人把持的北平“新民印书馆”
出版的《现代日本短篇名作选》，汉口的敌伪组织“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
翻译发行的《日本名家小说选》等，都是由敌伪出版机构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
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学、“大东亚文学”
和侵华文学也有了一些译本。
抗战时期的上海成为特殊的“孤岛”
，由于其特殊的环境，加上近代以来上海文化事业的高度发达，上海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出版的中心是很自然的。
早在1934年，在鲁迅和茅盾的倡导和组织下，《译文》杂志在上海诞生。
它以介绍外国文学思潮、翻译世界名著，促进中国文学发展为宗旨，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
从创刊到1936年3月停刊，共出十八期，发表了一百多篇译作。
《译文》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培养翻译人才、促进我国翻译文学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郑振铎任主编的《世界文库》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它是我国最早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世界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
在上海，各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共存。
抗战期间，左翼倾向的翻译文学、日本的侵华文学以及各种纯文学名著，也都可以翻译出版。
其中，欧美名家名作的译本更是上海翻译文学出版的重点。
莎士比亚、哈代、罗曼·罗兰、波特莱尔、纪德、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赛珍珠、梅特林克等欧美名家的作品，都有译介，还出过高尔基、巴比赛、辛克莱、纪德、蒙田、波特莱尔等的纪念特辑。
世界书局出版的《俄国名剧丛刊》《罗曼·罗兰戏剧丛刊》，都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
俄苏文学翻译方面，耿济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死屋手记》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吕荧翻译的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都表现出了相当成熟的艺术境界，这些译本在当时乃至20世纪末，一直久印不衰。
1941年，金人从俄文直接翻译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由上海光明书店印行。
1942年，梅益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该译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有共产党背景的“时代出版社”
在上海推出的《苏联文艺》杂志，是中国第一份俄苏文学的译介专刊。
参与编辑和翻译工作的有姜椿芳、陈冰夷、叶水夫、戈宝权、许磊然、包文棣、孙绳武、草婴和蒋路等人，该刊在当时的左翼读者中影响很大。
在美国文学翻译方面，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女作家密西尔的《飘》，冯亦代翻译的海明威的作品、朱雯翻译的赛珍珠的作品都有较大影响。
“孤岛”
时期上海翻译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翻译。
朱生豪的第一部译作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于1936年完成；到1943年他去世之前，译出莎剧中的悲剧八种，喜剧九种，杂剧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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