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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翻译家往往是著名的翻译文学批评家，如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郑振铎等，当代的则有许钧等。
翻译家兼批评家有它的好处，就是能够将批评植根于翻译的体验或经验中，不说外行话。
许钧甚至认为：“没有搞过翻译的人是不能做翻译批评的，这话有一定道理。
因为翻译是项极为特殊的活动。
……没有亲身体验过翻译甘苦的人，难免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更难免要做感想式的批评，难以切中要害，说到点子上。”
[3]但翻译文学批评靠翻译家来做，在目前来看是一个现实情况，但不能说今后应永远如此。
一个懂得翻译文学、懂得外国语言文学的翻译文学读者，他虽然没有译作发表出版，但他仍然可能有权力、也有能力做翻译文学批评。
正如一般的文学批评不能仅仅靠作家自身来承担。
众所周知，在我国，早期的文学批评也大都是由作家来兼作的，后来才出现独立的批评家。
但当初也有作家对非作家的批评家不服气，对此，鲁迅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中，认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
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
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于是就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
但是，倘若他对客人大声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
’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4]。
现在，在一般的创作与批评界，以这样的原因排斥批评的作家恐怕很少了。
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分工早已形成。
19世纪著名的俄国三大批评家之一别林斯基自己并不创作，却成为一代作家的导师。
但在翻译文学界，翻译家和批评家的分工无论在圈内或者是在圈外，似乎都不被广泛认可。
在我国，批评家与作家早有了明确的分工，专职的文学批评家数量较大，但在翻译文学界，情况却截然不同。
记得一次和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教授聊天时，我称赞一部刚刚出版的研究近代翻译文学史的著作，但那位教授却怀疑地说：那位作者从来不搞翻译，他怎么能写好翻译文学方面的书呢？……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非文学翻译家或没有翻译经验的人，一般很少置喙翻译批评，这几乎已经成了翻译界的通例。
似乎只有身兼翻译家的翻译批评者的文章，才能搔到痛痒，才有一定的说服力。
相反，则被视为外行话而被轻蔑。
今后，随着翻译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应呼唤“专业的”
翻译批评工作者的出现，大学的有关专业应当培养翻译批评的专门人才。
只有这样，翻译批评者才能与翻译家一样成为“翻译批评家”
。
诚然，翻译批评非常难做。
其专业性很强，针对性也很强。
同时，翻译文学批评中所指出的是非对错的问题常常十分具体，指出错误往往令译者无可辩驳，处于尴尬境地。
这样的批评是一种“硬性”
批评，和一般文学批评的“软性”
批评颇有不同。
一般的文学批评极少涉及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而大都属于审美风格、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方面的见仁见智的问题，对此，许多作家可以超然物外。
但面对翻译文学批评，翻译家就难以充耳不闻。
因为批评所涉及的，是翻译家的翻译水平、翻译的对与错、译文的价值质量等非此即彼的要害问题。
这样的批评，容易引起人际纠纷，批评者也容易叫人觉得“有失厚道”
。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之间，就曾有翻译批评而互相“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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