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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
为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但这种做法也遗留了相当问题。
到了19世纪70年代，思想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
这种模式，他们认为应该随着新经济、新技术成长，逐步加大向西方学习力度。
他们渐渐意识到，西方成功的不仅在科学技术，更不仅在坚船利炮。
西方的强大有本有源，这个本源就是西方的机制、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这些思想者在1870年代就建议清廷适度扩大“中体西用”
的内涵，逐步将西方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包容进去，比如西方的法律体系、议会体制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东西。
经济的成长加大了朝廷的傲慢，西方化思想并没有撼动朝廷既定原则。
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随之调整不太适应的政治架构，近代中国“第一次现代化”
就这样“跛足”
发展着。
更诡异的是，因为“跛足”
，所以高速。
政府独家主导，没有民间或其他力量牵制干扰，中国在19世纪晚期呈现超常规发展速度。
短短三十年，中国就创造了人间奇迹，重建昔日辉煌，在军事、经济增量可衡量指标方面，中国都呈现比较好的记录。
然而，洋务新政三十年的增长是虚假的、畸形的，这种增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自欺欺人的泡沫。
1894年，中国在持续34年增长且不曾回调的情况下，与东邻日本短兵相接，战争还没有正式开始，双方还没有像样过招，清军就全面溃退，中国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甲午战后，中国有了一次很好的检讨机会。
中国人在巨大屈辱面前坦然认输，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很快走上维新道路。
“维新”
云云，其实就是向曾经的敌人日本“明治维新”
学习，重走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
转向东洋应该是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正确选择，学习日本不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属亚洲，而是日本在过去三十年走出一条与中国极不相同的富强路。
然而，或许中国所要学的只是日本，日本不仅国小民少，而且在过去一千年历史上长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于是维新时代刚刚开始，南溪赘叟竟然于1895年4月在《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白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概念，将先前几十年原本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体系化。
此后，不论是办学堂，还是办实业，都一定要分出个东、西，分出个体、用。
按照严复的看法，文化体系从来都是一个完整且不可人为分割的，中国要学西方或学东洋，要么完整接受，要么全盘排拒。
因为中西各有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
然而严复的呼吁并没有改变现实，直至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在十年时间打败中俄两个大国的事实终于警醒了中国人，在这之后，方才放弃“中国本位”
立场，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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