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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欧洲的感受时说：“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
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
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
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
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
169马建忠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他们自身地位的不断提高，社会关系的改变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继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曾经揭示的那样：“人们不会永远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
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丧失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
随着新的生产力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170也就是说，随着新的生产力获得，旧的社会形式无法不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清朝晚期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不可能对这一规律建立明晰认识，否则，他们从一开始便会坚决拒绝一切变革。
然而在事实上，中国的变革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呼吁，而正是在中国最高领导者的倡导下开始的。
不过，当以自强为主要和唯一目的的运动进行到一定的时候，“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进机器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
，171从而最终必将超过清政府对改革所能承当的极限，清政府实际上面对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
如果不带有偏见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化。
不仅晚清的实权人物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因为如果没有她的默许和支持，恐怕不仅没有晚清的“新政”
之举，1898年的维新运动也无从发生。
而且在西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权者，既无力拉着历史的车轮倒退，将局面归复到西太后之前，更无心这样去做。
他们实际上继续着西太后在世时业已开始的政治改革，于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咨议局（新疆省缓办）并开议。
不论清政府这一举措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
不过，清政府毕竟不是现代政府，它虽然渴望向现代社会转变，渴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但这种转变、进步与发展毕竟要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皇权和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洲贵族的利益为基本前提。
用西太后的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172也就是说，不论清政府怎样地渴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它都不可能放弃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更不会自行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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