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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事既官民各有责任，即官民均应讲求，务使事事悉合宪法，以驯致富强，实有厚望。”
185很显然，国人果真能“上下一心，内外一气，去私秉公”
，那么，立宪的结果恐怕应该比已经发生的情况好得多。
清政府的立宪决定当然不是出于主动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国内外各种压力的结果，是清政府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被迫争取的主动。
不过，尽管如此，一旦清政府立宪的决定传出，它依然立即获得了相当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梁启超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
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
186甚者更以为立宪之举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自日本以区区岛国，崛起东海，驱世界无敌之俄军，使之复返其故都，而后世之论者，咸以专制与立宪分两国之胜负。
于是我政府有鉴于此，如梦初觉，知20世纪之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乃简亲贵，出洋游历，考察政治，将取列邦富强之精髓，以药我国垂危之痼疾。
盛哉斯举，其我国自立之权欤，吾人莫大之幸福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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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一片赞扬和支持声相对的，也不乏怀疑者和反对者。
一般说来，革命党人对立宪之举便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孙中山说：“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
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利用知之矣。
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
很显然，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既然共和之制远优于立宪之制，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次序井然”
，拾阶而进？为什么不可以超越某些发展阶段，迎头赶上，“躐等”
进步呢？因此他强调：“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
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
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
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
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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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抛开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仅就理想而言，谁也不会怀疑共和主义远高于立宪主义，共和之制有着立宪之制根本无法比拟的优点。
基于此种考虑，中国人在可能摆脱君主专制时，当然应该义无反顾地超越“天演的变更”
，而选择共和政体。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可能完全遵照理想的选择。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理想虽美，然而毕竟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承受力，超越了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过的阶段，而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误区。
这一至关重要的失误不仅导致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而且它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理想主义的先河。
人们仿佛一致相信，当中国面临多种选择时，只要凭借人为的力量，便理所当然地要选择那些更加动人的理想。
于是，孙中山用于反对清王朝的思想武器，最终反而被用在对付孙中山亲手开创的那些事业上。
这其中的教训确实值得后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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