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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中国的洋务运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谋取发展，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转化西方高科技，并成为中国发展的有效力量。
根据不完全研究，中国在18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赶上西方的制造能力。
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和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
除了实业发展，洋务新政也注意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各国对华投资、交涉等事务；创设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派遣驻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国。
应该说，中国在洋务时期有足够理由自信“中体西用”
的道路、理论和体制，因为毕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国面貌根本改变，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
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但是，中国并不是因为发展就要脱离世界发展的主航道，就是要另搞一套。
清廷应该在洋务新政发展早期，至少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人起来的时候给予清晰解释。
这一代知识人已经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
当此时，清廷应该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新知识人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
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举措，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方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
同样，一个置各种不同意见于不容讨论地位的理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理论。
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不足，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这是非常可惜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
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人，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不会因为西方而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
中国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
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
中国自18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
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以为只有坚守祖宗老路才是中国正路，于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继续进行，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是对国家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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