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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类似的结果也多次在中国与西方诸强的交涉中时有发生，但都没有发生如同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人民中所引起的震**。
堂堂中华帝国竟然惨败在被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之手，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的抱怨、愤怒与谴责。
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
18这大体上代表了一般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和困惑。
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本来可以获得最后胜利，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冷静地反省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客观地探讨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或许并不致于如后来那样复杂化。
然而，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认识到“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一浅显的道理，却无法接受惨败于日本这一“弹丸小国”
的事实。
于是，他们的思维倾向不是积极地面对既成事实，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而是舍近求远，试图寻求某种终极原因，试图建立某种根本解决的方案。
循此思维路向，国人在甲午战争后的基本反应，不是探讨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与背景，不是以忍辱负重的精神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而是企求一种根本解决方案，甚至觉得战争之所以失败，不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上的错误，而是他们几十年来基本国策的路线错误。
于是乎，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来的洋务新政，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待于中国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
梁启超写道，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
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
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
。
19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的制度与模式，才有可能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谭嗣同说：“窃揣历劫之下，度尽诸苦厄，或更语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贫之一切苦，将笑为诳语而不复信，则何可不千一述之，为流涕哀号，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留作券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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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仅就感情而言，未尝没有充分的理由。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
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的力量积蓄，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的结果，而是全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正如某些外国人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
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
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
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战备，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
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
21也就是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是中国人的世纪末恐慌症。
世纪末的恐慌是当时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和世纪末的毁灭意识。
康有为写道：“窃近者朝鲜之衅，日本内犯，致割地赔偿，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
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基于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之日者。”
22很显然，康有为的恐惧不是已有的现实，而是一种可怕的预感，甚者如严复所自问的那样，难道是“运会”
既成，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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