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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光绪皇帝的基本思路或许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其大破大立同时进行的策略与手段，无疑超出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因而也就由此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和失败的结局。
我们的这种分析当然是事后的总结与反省，事实上在当时，人们基于亡国危机的焦灼情绪和世纪末的恐惧，不仅无法冷静地反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反而因其维新方案的不断受挫和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更加埋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觉得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彻底冲破传统的藩篱，等待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死亡。
我们看到，康有为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次又一次的上书，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与结社，开明官僚一次又一次关于改革的呼吁，在本质上都是基于对中国的未来前途的深沉思考，都是基于中国旧有传统的阻力过分强大而产生的愤怒。
换言之，如果中国没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旧体制，那么，“咸与维新”
的改革事业便不难推行，彻底打破旧传统、旧体制的呼声便也没有必要出现。
问题在于，历史毕竟不能以假设为前提，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日趋高涨的维新思潮实际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当然，从维新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一方面说，他们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
他们只有彻底冲决网罗，才能使他们的呼唤由呐喊进入实践。
因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制造或夸大民族危机的舆论，另一方面则一次比一次地加大改革的深度和范围。
仅以康有为为例，他在1895年5月2日上清帝第二书中，虽然详尽分析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窥滇、桂，英窥滇、粤及西藏，俄窥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年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之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尤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
。
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并未触及政治体制等根本问题，而是论证“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
似乎并未超出洋务新政已有的范围，其目的也只是“大雪国耻，耀我威稜”
。
32表现出一种强烈复仇意识下有限度的变革。
然而到了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开篇便说：“窃顷强邻四迫，国势危蹙，皇上忧劳社稷，亟筹自强，量势审时，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旧法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也。
……职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稍异。
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
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
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33很显然，康有为此时与三年前思想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对民族危机现状的分析更进一层，而是认为此前包括他个人在内所提出的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大变动，有待于中国能否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彻底改革。
我们无需在此详尽分析康有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与模式，但我们已明显地感到，仅仅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原本以富国强兵、报仇雪耻为主导的维新思潮，“在康有为等的积极活动中，政治改革空气日趋浓郁”
，34似乎政治改革的条件也日趋成熟。
于是，一旦光绪皇帝颁布“诏定国是”
，中国的政治改革便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任意驰骋。
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我们无法评定维新派对政治改革的呼唤有什么错误，但我们仍愿强调的是，当经济基础尚没有足够的成长，当人们的经济关系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过分超前进行政治改革，即使它可能会取得某些暂时的成功，但从总体上说则势必陷入失败的困境。
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可能会逞一时之快，刺激人们的胃口与幻想，但它毕竟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不仅超越了社会对改革的实际承受力，而且势必将原本可正常发展的中国导入一条前途渺茫的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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