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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施展浑身的解数，殚智竭能地举办了一系列洋务新政：创办实业、倡言商战、训练新军、兴革文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造成了一种耸动中外视听的格局，……在他的经济活动中，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把握了形成新的生产力这个方面，将引进的先进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取得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从而奠定了可以触摸的物质基础，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点表现。
……张之洞的经济活动顺应了时代的先声，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迎和了世人亟图从这五角六张、七颠八倒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愿望”
37。
然而，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派，他虽然像康有为一样，竭力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变法而谋富强，但他对变法的理解与主张却又与康有为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
一方面，他认为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期望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它不仅需要几代中国人的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埋头苦干，更需要人们认准方向后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在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改革教训时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
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
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
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
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
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
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
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
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
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志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岂有成功哉！”
38应该承认，张之洞这种反省确实说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如果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改革不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现状肯定要比已有的情况好得多。
另一方面，张之洞强调，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而进行激烈的、深层的变动，不仅不可能达到改革的预想目的，反而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取得与主观愿望相背离的客观效果。
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39很显然，张之洞在这里的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反对西学的合理性以及对中国的有用性，他的意思只是在说，当中国的社会发展尚不足以全盘承受西方的伦理观念、文化成就与政治制度时，超前借鉴西方模式改革中国固有的制度尤其是伦理纲常，并不可能取得什么好的效果。
张之洞的警告当然只是一种智者的冷静思索，事实上，后来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无视张之洞的警告而进行超前的试验与改革。
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遭到极大的破坏，新的基础一时建立不起来，中国只好在张之洞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中支撑、飘摇。
如果当时人能够稍微用心想一想张之洞的“不同意见”
，而不是因其意见不合而嗤之以鼻，将张之洞的意见置于不容讨论之境地，恐怕中国也不至于总在激烈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的方案。
在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不在于是否能为中国提出一个彻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确选择可能有待于中国人净化那种强烈的焦灼意识和使命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也以从容的心态正视中国的弱点以及与世界的差距，然后埋头苦干，中国的局面终有一天将彻底改观，中国终将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以政治而言，我们当然不会承认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举世无比的良好制度，更不会反对中国应该借鉴、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合乎我用的东西。
问题在于，中国旧有的政治体制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构思，它在本质上从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如果人们无视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人为地移植外来新体制，那么，它的后果便必然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
近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巨变，已为我们提供难以记数、值得玩味、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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