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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用来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
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烦难问题，更不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
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中国政府明明知道列强的要求只是经济上的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道这样的要求应该满足，但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在这些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
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了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
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完整，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
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帮助中国，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亲善，能够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
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中国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观念及法律因素，中国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
不得已，德国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
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中国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
日本人觉得三年前“煮熟的鸭子飞了”
，肥沃的辽东半岛被德、俄、法三国干涉还给中国了。
仅仅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
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
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
64，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
，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基地，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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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而更为蹊跷的是，中国政府原本寄托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中国政府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
俄国人爽快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然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之后再失旅大。
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
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
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国主权丧失，在世界经济交往日趋扩大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租借港口和土地，这些今天看来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实严重困扰着中国人，一大批充满**的年轻知识分子真诚感到民族危机空前。
即便民族危机空前，即便列强租借中国港口和土地是对主权的侵害，那么进一步是否由此能够得出中国必须改变三年前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的结论呢？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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